关于当前宏观形势下“财政怎么做”的几点思考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财政要有所为,提早介入政策制定,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注重政策实施绩效。在“稳预期”方面,要先“稳财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发挥好政策信号作用,切实解决企业困难。同时,要巩固和壮大财政,坚持依法治税,谋划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严防各类风险转为财政风险。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资产负债表衰退:国际经验、我国现状与政策应对

本文回顾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逻辑及特征,同时对典型国家日本及美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发现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私人部门出现巨额的资产损失,大量企业因此长期陷入“赚钱还债”的困局,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修复速度。近年来,我国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动力不足,叠加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了居民的现金流预期,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扩张动力不足。同时,全球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流动性条件收紧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对我国不断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叠加经济绿色转型及不同行业发展政策的推出,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度明显上升,出现现金流入放缓、收入下降、盈利能力走弱等问题。在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仍将面临一定压力。本文结合实体经济现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双重宏观效应研究

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财政风险金融化是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财政金融政策中的重要问题。笔者从财政与金融关系理论出发,界定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概念与类型,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财政风险金融化双重宏观效应产生机理、评价标准和宏观经济效应最优点。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层次论证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程度及双重宏观效应。研究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因素影响下,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在财政风险宏观效应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呈倒U型结构,可以延缓财政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预警防控机制的建立应基于双重宏观效应将财政风险金融化保持在低风险区间与预警区间。在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财政金融双支柱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升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效果。

6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历程与若干重要节点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财政经历了奠基立业和艰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前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等几个阶段,财政体制、收入体系、支出结构、财政管理、财政宏观调控在演进中不断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波动理论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学者通常运用年经济增长的环比指数描绘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波动曲线,然后再选择这条曲线中的"波谷"或"波峰"作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由此来判断宏观经济的态势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上述的坐标选取方法是不适当的,而应该选择经济"常态"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本文还认为根据经济周期来判断经济态势是不可靠的,更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依据,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根据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确定。

财政扩张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对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宏观审慎政策无法配合货币政策实现通胀、产出和信贷的稳定,只能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在财政扩张背景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非合作模式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效果,两个政策并不应该局限于简单的统筹协作关系,而是应该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方的政策行为。宏观审慎政策会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但能够增加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由于财政政策不连续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在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时,除了考虑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外,还应该让财政当局参与到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中来。

中国财政改革30年:政策操作与制度演进

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政府间财政体制变革的脉络清晰可见: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到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收入体系,到公共财政导向下的预算管理改革与支出制度建设,充分证明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正确性。特别是1994年以后,中国政府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前后分别相机抉择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显示出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逐步走向成熟。

“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在危机恢复期,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经济"方锥体"格局,并导致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国际化。我国经济总体形势持续向好,经济复苏进程加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财政支出仍存在波动性风险。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伞形"框架,即以市场为基础,以"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为"突破口",以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效搭配为驱动的新机制。

中国财政政策转型及其效应分析

为了应对新世纪的第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十项新政",这预示着中国从2004年以来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向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新积极财政政策被期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实现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同时还必须避免矫枉过正,以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换的功能。

财政民生支出有助于稳增长和调结构吗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取向。财政民生支出作为惠民生的重要载体,对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效应值得关注。基于中国2007年~2012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并未表现出正向效应,个别类型的支出甚至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以往的财政民生支出未能实现惠民生、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兼容。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更加注重提升财政民生支出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促使其能兼顾惠民生、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现实需要,确保各级政府在面对多元化发展目标时拥有足够的激励以增加财政民生支出。

反通货紧缩和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不久，我国发生日趋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问题。这除受当时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影响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失误。笔者认为，为尽快打破“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政府不能指望依靠单一经济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而应该推行适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免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社会政策，并与必要的经济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通货紧缩和用于景气调整。只要这种政策体系设计优良，并得以有效落实，将有助于政府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改善国民的经济预期，刺激消费与投资，增加劳动就业，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等一些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比较分析及思考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从2008年底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针对在政策搭配中所出现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从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来考虑政策的选择和配合。

论我国后短缺期治理通货紧缩的宏观调控

我国从建国以来到 1 996年一直处于短缺经济和通货膨胀的困扰之中 ,然而到 1 997年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我国在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已经不适应后短缺时期 ,为此在 1 998年断然采取了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 ,遏制了经济下滑势头。经过分析 ,本文提出了积极推进体制转轨 ;创造条件促进民间投资 ;推动从限制消费向促进消费的战略转变 ;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促进结构调整 ;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等政策建议 。

2013年国家宏观政策特点及2014年政策取向判断

2013年,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总体呈现出结构性调控力量不断加大,政策连续性不断强化以及政策协调性不断增强等新特点。调控效果显著,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升级版经济"实现不断打造等。未来,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产能依然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剧、大气环境恶化等长短期问题交织,亟需积极深化改革,大力推动创新。2014年,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化解产能过剩,积极进行结构优化调整依然是产业政策的重点;区域政策在强调差异化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协调发展;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贸易政策重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自贸区试点有望扩大,开放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同时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化推进、破除垄断等多项改革将贯穿于全年的宏观调控之中。

银行业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运用中国11家上市银行2002年～2009年的相关数据,探讨银行业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应用推测变分法对银行业竞争程度进行测算,以Z值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并考虑资本监管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应用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考察。得到的结论表明存款市场的竞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起到抑制作用,而贷款市场竞争加剧将会激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

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与运行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应对疫情短期冲击,巩固中长期发展稳定的功能。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箱中的新选项,密切追踪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运行中的情况,有助于理解地方政府债务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重点考察了2019-2020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专项债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专项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已开始显现;但运行中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地区差距较大,应引起关注并探索解决。专项债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总体推动作用仍大于其冲击。研究建议,未来应鼓励专项债在财政运行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不断增强专项债运行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加强对专项债杠杆率的控制,借此优化中央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与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

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扩大了内需,刺激了消费,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导致了某些行业和局部的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严重地妨碍了市场化进程。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必须让积极财政政策退位,转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并把握好“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方针。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1998年以来,为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政府先后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其效果还不尽人意。为此,应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确定"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机理及实现路径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在提出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利用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理论假设提出的财政政策影响就业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能够直接影响就业水平,也能够通过中间变量对就业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在直接影响中,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水平产生积极影响,而宏观税负对就业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在间接影响中,财政支出规模和宏观税负均能通过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水平,且宏观税负对就业水平产生的间接影响大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水平产生的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对就业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文章揭示了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就业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