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最优规模度量和配置研究--基于宏观经济部门非预期损失的分析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建设金融强国战略背景下维护和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工具。通过编制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宏观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运用宏观在险价值方法度量各地区、各部门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的非预期损失,估算能充分覆盖重大风险敞口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最优规模和配置比例。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最优相对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地区间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相对规模水平较低,西部地区较高。政府部门作为公共部门具有对其他经济主体的隐性担保责任,最终承担其他部门产生但未抵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应当确定风险适配的目标规模,并实现多层级分部门的有效配置,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配置体系。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双向证券投资与宏观金融风险:效应与机制

金融双向开放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为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有必要评估双向证券投资的宏观金融风险。基于2000—2020年20个新兴经济体的季度数据,研究双向证券投资对宏观金融风险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商证券投资(FPI)短期内提高新兴经济体宏观金融风险,长期则会降低宏观金融风险,对外证券投资(OPI)对本国宏观金融风险无论短期或长期均未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债权资本,股权资本的风险效应更强;与小规模相比,大规模FPI的风险效应更强;从经济体各部门来看,长短期风险效应适用于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FPI能够抑制金融部门违约风险,家庭部门则并不敏感。机制分析发现,FPI短期内通过促进本国信贷规模扩张提高宏观金融风险,长期通过增强本国金融市场流动性降低宏观金融风险。研究结论可为新兴经济体预防和控制金融风险以及为中国高质量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参考依据。

宏观审慎监管、信贷结构优化与风险缓释效应

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考察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贷结构优化效应和金融风险缓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基础上盯住资本资产价格,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产出缺口和信贷量;第二,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可有效削弱金融供给冲击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可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冲击造成的经济紧缩现象、避免金融风险积聚,相较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和金融稳定作用;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会随着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而加强,进而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研究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海外并购宏观风险预警实证研究——以某化工企业为例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以中国某化工企业为例,分析并购过程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整合等风险,提出建立企业海外并购宏观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多级模糊评价企业海外并购风险预警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海外并购宏观风险预警指标效度均高于0.95;预警模型显示化工企业海外并购计划宏观风险中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均为正常状态,整合和经济风险均为亚风险状态,可有效预警企业海外并购宏观风险。

资产价格、宏观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宏观杠杆率攀升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选取2007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进一步采用TVP-SV-VAR模型探讨资产价格、宏观杠杆率在不同时期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资产价格和宏观杠杆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资产价格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短期负向效应和长期正向效应,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经济不平稳期负向效应、经济平稳期正向效应。

山东省金融稳定报告(2024)摘要

2023年,山东省金融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区域金融运行整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增强。但在我国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的大背景下,山东省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实体经济领域风险持续向金融行业传导,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依然较大。

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双刃剑”影响——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调节作用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速实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基于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和“挤出”效应,考察了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整体上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但贷款结构调整、银行竞争程度分别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竞争性的间接作用,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金融科技“挤出”效应有反向调节作用。研究从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视角出发,为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和监管部门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宏观金融稳定的微观思考

保持宏观金融稳定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也是一个世纪性话题。而金融风险如同病毒不可能消灭,且会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技术的革新不断发生变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年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得金融市场容量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是改变了某些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得中央银行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着眼于现实的许多两难抑或多难选择,决策者应该从微观金融基础上去观察思考,应该由阻断不良资产对于金融机构的威胁转向阻断高风险金融机构对于金融体系的威胁。

宏观审慎、货币政策与银行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

本文在阐释银行贷款竞争风险效应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对这一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选取321家商业银行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贷款竞争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通过了Lind-Mehlum三步法检验;在竞争度低于临界值的良性竞争区制与高于临界值的恶性竞争区制,贷款竞争分别具有风险抑制与风险加剧效应。政策工具的边际影响方面,资本监管对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具有结构性治理优势,其在加强良性竞争风险抑制效应的同时减弱了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则面临权衡,二者分别从整体上削弱与放大了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政策工具的协同影响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监管的治理效果在良性竞争区制均无显著影响,在恶性竞争区制分别具有加强与削弱作用。进一步考察结构维度宏观审慎因素的影响发现,以同业负债占比刻画的银行直接关联有助于增强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但也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以业务同质化水平刻画的银行间接关联会削弱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且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本研究对于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协调运用宏观审慎及货币政策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及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高速增长阶段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逐渐显露。尤其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伴随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变化、新冠疫情爆发以及中美博弈加剧,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面临更加严峻的局势。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明确了概念界定与政策方向后,深入分析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重点任务,主要在于健全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补齐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制度短板以及化解实体经济部门与中小金融机构债务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须从积极应对新时期宏观审慎监管、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以及健全气候风险管理架构等方面构建系统性风险管控体系。

地区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债务风险

依据SNA2008并借鉴李扬团队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框架,设计地区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理论框架,编制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贵州省2018—2019年的地区资产负债表,对各省市的基础性指标及地区债务风险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资产负债表整体稳健,不存在债务危机;从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总量指标来看,江苏省和浙江省位居第一梯队,上海市位居第二梯队,安徽省和贵州省位居第三梯队;从居民财富及其结构来看,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人均财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安徽省和贵州省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住房、存款、股票及股权为居民部门的三大主要资产;各省市非金融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为股票与股权融资,政府部门的举债方式以债券为主;从金融风险来看,贵州省的债务偿付风险是五省市中最高的。

企业财务风险评估与防范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要想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增强自身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加强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指标的分析,提高财务风险管理水平。基于此,概述了企业财务风险,通过对经营环境进行调研并结合评估结果,分析了引发企业财务风险的原因,并从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优化资金管理、加强风险管理、增强财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出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双重宏观效应研究

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财政风险金融化是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财政金融政策中的重要问题。笔者从财政与金融关系理论出发,界定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概念与类型,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财政风险金融化双重宏观效应产生机理、评价标准和宏观经济效应最优点。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层次论证了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程度及双重宏观效应。研究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因素影响下,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在财政风险宏观效应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宏观效应呈倒U型结构,可以延缓财政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预警防控机制的建立应基于双重宏观效应将财政风险金融化保持在低风险区间与预警区间。在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财政金融双支柱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升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行为

近年来,在全国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各行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制造业等实体企业的经济收益涨速较慢,而金融业发展势头依旧旺盛,更多企业金融化日趋严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行,对企业金融化和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不同动机下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宏观审慎政策—企业金融化—创新行为”这一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金融投资主要是“投机逐利”动机占主导,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金融投资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研发创新的替代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调整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宏观审慎资本监管框架下的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调整的模型,考察在《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前后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变化,进一步根据重要性将银行分成两个梯队,分析不同的监管条件对于不同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风险和资本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监管显著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调整,更高的资本监管要求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增强银行体系的抗风险能力;(2)根据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对不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研究结果,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尚不存在利用“大而不能倒”的地位来进行恶意竞争,但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存在资本补充压力,会偏向选择采用调整风险达到更严格的资本要求;(3)不管是宏观审慎管理还是微观审慎管理都要重视贷款集中度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4)监管部门可以按照商业银行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贡献来实行差异化资本监管。

基于大数据的特种设备宏观安全风险预警方法研究

特种设备监管机构在监督检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为充分挖掘其中的潜在价值,增强监管针对性,提高检验效率,应用并优化关联规则挖掘、社区发现、可视化等数据挖掘技术,构建1种宏观安全风险预警方法。该方法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大数据为基础,通过挖掘单台设备微观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实现整类特种设备宏观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预警;以2008—2016年全国长管拖车检验数据为例,进行应用实践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对区域范围、缺陷类别等多种宏观指标进行预警,指导针对性监管与检验。

宏观调控、公司治理与财务风险——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笔者基于2003—2012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越宽松,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越大;宏观调控政策越严厉,增加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召开次数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方面,扩大董事会规模,提高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能较好地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较低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但其效果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我国房地产企业应当不断优化股权结构,适当提高股权集中度,提升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会议质量;强化董事会下设委员会职能,采用适当的董事会规模,建立良好的高管激励机制。

我国创业投资宏观环境风险因素的实证调查

在结合有关文献与现场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针对我国在创业投资发展初级阶段存在的宏观环境风险因素和迫切需要的改进措施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为认识创业投资的宏观环境风险解决创业投资发展瓶颈的关键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