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物处置难点问题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涉案财物往往规模巨大,查处、处置、执行的难度较大。经过数年实践,这类案件的涉案财物处置仍然存在可执行财产不足、夫妻共同财产规则影响执行、民事纠纷影响财产处置、洗钱犯罪查处不到位等难点问题,不利于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和《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落实。针对性优化建议包括:诉判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实现资金穿透;完善证据规则,有效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加强刑民衔接,确保涉案财物处置及时得当;加大洗钱查处力度,斩断上下游犯罪链条。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立法特色与理解适用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第一部针对有组织犯罪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决策部署,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经验的重要立法成果。作为一部综合性法律,《反有组织犯罪法》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特征,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组织犯罪的实体处理和程序操作方面作出了大量创新性规定。在实体上,规定了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概念,明确了有组织犯罪的特殊手段,限定了有组织犯罪的财产没收范围;在程序上,规定了有组织犯罪的紧急措施制度、没收违法所得的高度可能性标准和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的权利救济等。正确理解与适用《反有组织犯罪法》,还应当注意本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约及现有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衔接。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解释呈现“一定区域”划定模糊化、“一定行业”类别扩大化和控制程度相对降低的问题。平稳、平和的经济社会秩序法益和公众安全感法益均无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分则犯罪的本质进行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是侵夺国家对社会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权限,应当坚持限缩认定的立场。“一定区域”的解释应从功能性、规模性和开放性方面明确大小的下限,控制和支配对象应包括不同行业与“消费群体”,坚持从犯罪事实支配角度理解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应综合具体案件时空环境来对排除非法控制特征的情形进行整体判断。

我国有组织犯罪发展规律实证研究——以河南、湖南两省为例

有组织犯罪具有从低级形态不断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自主趋势。要想有效遏制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就必须以有组织犯罪的演变规律及其在本土的具体表现为基本事实依据。本文以近5年来河南、湖南两省终审审结的362个有组织犯罪案件、4994名涉案人员作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组织结构、行为方式、资金状况、人员构成等角度出发,揭示出我国当前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规律。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客观要件中疑难问题研析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司法实践中处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件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缺乏研究。本着理论探讨和服务司法的考虑,本文根据刑法关于本罪的规定及其精神,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本罪客观要件认定中存在的诸如“包庇”与“纵容”的含义、对象、着手行为、行为方式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讨。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四个要件中,行为特征具有不同于其他三个特征的意义。行为特征在其内容界定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既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领导、参加行为,又不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因此,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时,应当对其独特的内涵加以科学界定。行为特征虽然不能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但它又是从这种具体犯罪行为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两者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中,应当对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又实施其他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形实行数罪并罚是否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根据对重复评价的理解,以上两种评价的内容是不同的,因而不存在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问题。应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具体案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加以认定,以此为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法理根据。

对黑恶势力犯罪基础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为界域

黑恶势力犯罪追求非法控制社会的天性,决定了对其治理必然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意义。在不断完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法律体系,推进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间涉及的基础问题。在厘清黑恶势力犯罪与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明确普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的关联与界分,重视预防刑法视域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刑法评价对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治理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对其深化研究也将有助于此次专项斗争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认定研究

刑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司法缺乏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质标准,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疑难。为此,应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三个特征围绕着非法控制特征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内采用非法手段控制成员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对外针对不特定的人或多数的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或行业获取经济利益。

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界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其往往是由恶势力犯罪集团演变而成的。对二者的司法界分,应主要着眼于危害性特征的差异。前者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后者则只要求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此,应当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正确理解和实质解释,并对'保护伞'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软暴力的刑事法律意涵和刑事政策调控——以滋扰性软暴力为基点的分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表明,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认定,是一个具有较大政策调节空间的法律适用活动。软暴力分为胁迫性软暴力与滋扰性软暴力两种基本的类型,专项斗争的司法惩治重点是滋扰性软暴力。刑法立法原意和既有司法规则以惩治胁迫性软暴力为限,使滋扰性软暴力被评价为犯罪手段的司法判断普遍受阻。因而,将滋扰性软暴力认定为违法行为,成为法律政策适用的底线目标。无法定性为犯罪手段的滋扰性软暴力,部分依法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部分没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为违法行为。依据立法规定、既有司法规则和执法规则,能够以刑法评价的,基本是胁迫性软暴力;被认定为违法的,滋扰性软暴力占据主体。对软暴力认定标准的刑事政策调控,表现出适度降低的倾向;降低软暴力认定标准的政策冲动,同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滋扰性软暴力由黑恶势力实施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是政策调控的底线。只有符合规定的前置条件,滋扰性软暴力才能被认定为违法犯罪手段。

全球化语境下有组织犯罪概念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给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界定有组织犯罪要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为基础。国内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纷繁复杂,歧义丛生,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层次的概念界限,并且以我国刑法规定为标准,结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则,将有组织犯罪在广义上界定为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犯罪,而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和谐社会视域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探析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努力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和特征基础上,分析了其发展原因并提出了防治对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大政治改革力度;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加强反"黑"的刑事立法;预防、打击、教育三者并重;加强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探析——以立法解释为视角

刑法典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规定并不完整,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通过了相关的立法解释。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可以概括为组织性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手段特征和非法控制性特征,其中非法控制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一般的犯罪集团最显著的特征。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准确地把握立法解释,四个特征需要同时具备,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

论“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问题

理解“恶势力”概念含义与认定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恶势力”具体犯罪形态的明晰。“恶势力”可分为一般“恶势力”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犯罪形态介于一般共同犯罪与犯罪集团之间,是有组织犯罪的低级形态。对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三方面考虑。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其与一般“恶势力”组织、一般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予以考虑。

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徐某某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徐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是涉黑大案,该案办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很有代表性,值得反思。

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刑的适用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设了财产刑,从而形成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财产的三种处置措施:罚金、没收财产与刑事没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财产的处理上需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即"在整体从严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合理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与财产的性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适用的关键。在"灰色"财产的认定与处理上,我国司法实践的越权处理有导致财产刑的异化的危险,亟待立法上补足财产来源合法性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安价值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安价值对于深化治安治理规律性认识,提高治安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它包含四个价值维度,分别为治理属性上的"传承之维",功能发挥上的"协同之维",秩序建构上的"法治之维"以及信息共享下的"传播之维"。四个价值维度在社会治安秩序形成中发挥各自作用并存在内在逻辑联系。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探析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既具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的因素,也具备一些区域性文化元素。归根结底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作为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主流文化、反社会的极端越轨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体现为群体性的有组织犯罪亚文化,它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中国社会中存在有组织犯罪的亚文化;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有组织犯罪中的个人和组织群体也存在有组织犯罪亚文化。

黑社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 ,从学术界到司法实践部门 ,对“黑社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都存在颇多争议。在中国 ,从最初使用“黑社会”到现在通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有立法、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也有专家、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但无论如何 ,“黑社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仅仅是概念而已 。

从社会学视角看黑社会犯罪的成因与治理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既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失业等负面影响,由此而导致一部分人被沉淀下来,构成了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最底层。该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剥夺感强,部分人甚至有较强的反社会心理,他们往往会成为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潜在力量,一旦受有组织犯罪亚文化的影响或黑社会犯罪人员的引导便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因此,除了对黑社会犯罪进行直接打击之外,还应当从社会方面寻求有效的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