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谢:宋人追慕的文章太守典范

宋人创造性地将“风流”与“谢守”融合,凝练成“风流谢守”这样一个雅致的称呼。“风流谢守”的核心内涵在于“能诗”,是二谢与“文章太守”观念结合的产物,也是宋人将“文章太守”观念推广至前代的结果。宋代郡守尤其是温、宣两地郡守是“风流谢守”的主要追慕者,他们通过行为上的效法、心态上的景慕表达对二谢的认同。研究郡守角度考察二谢在宋代的接受情况,有助于认识郡守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学传承和文化心理。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elevision Historical Comedy Drama Li Wei the Magist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management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Television Historical Comedy Drama Li Wei the Magistrate.Then,on the basis of the sorting,it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management ideas and actions of characters in the drama.Finally,it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including making clea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using limited resources to maximize benefits,being strict with relatives,and practicing forbearance all the time,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西汉南阳太守相关问题考论

西汉南阳郡是沿袭战国时期韩国与秦朝设郡的传统而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南阳太守也是沿袭韩国与秦朝设置的郡守而来,在南阳郡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南阳太守除了对所属县进行管理之外,还要对境内的侯国进行管理。南阳太守的所有为政举措都要围绕朝廷的政治风向来布局,如响应汉武帝打击豪强势力、支援邻近郡物资的义务等。特别是督促百姓发展经济,使南阳郡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冯梦龙寿宁知县任期辨正

冯梦龙晚年出任寿宁县令,乃其生平中大事。然其任期讫于何时,因文献无征,迄今多沿用陆树仑先生多年前的一个大致判断。综合新见曹学佺赠别诗,《寿宁待志》有关代署事实的记载,以及明朝官员考察制度,可以判定,冯梦龙在任职寿宁知县将近三年之际的考察中,因年龄及出身问题而致仕,其寿宁知县任期只有三年,而非四年。

洛阳知县龚崧林陵墓立碑活动考论

龚崧林在洛阳担任知县期间,考证陵墓、画界立石,是其重要的政治活动。为陵墓立碑既是清王朝统治者对地方官员的政治要求,也是龚崧林的个人兴趣所在,饱含龚崧林对陵墓墓主身份不明、墓地被占为耕地的现状所产生的恻隐之心。龚崧林考证陵墓并为之立碑的结果虽不严谨,往往张冠李戴,误导后人,但其背后有着统治阶层巩固政权、宣传礼教、传承文化、凝聚人心的目的。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清代地方档案保存了大量的州县官官衔信息,从《南部档案》等资料看,知县的官衔主要分布在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的前衔、后衔中,有繁衔和简衔之分。南部知县的官衔构成主要包括加衔、升调花样、职任、议叙和知县姓氏五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性质、迁调路径,也反映了官员任职环境的变迁。对相关信息的准确释读,是我们有效利用档案的前提,也是厘清职官术语、探析官员规制的重要渠道。

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有关古代县官,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分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实际效果、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

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

明清州县的陋规收入很多,衙门的陋规固随地皆有,但不能随意多取,按规定额度收取者为合法,其额外苛求者则为非法。明清州县陋规的90%来自于理财,而理财中的大宗来自于赋税、平余、盐当、杂课,州县官在理财额内收取的陋规,一般都能够达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收入水平。如果额外苛求,是私派陋规、勒索陋规、需索陋规、私受陋规等,一旦发觉则要受到惩处。关于陋规是否存留,还是全部或部分裁革,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学者都各有看法,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司法的大众化与平民化——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管窥

在司法民主理念的支配下,不少国家采用民众参与审判的模式:陪审制和参审制,使司法不断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促进司法的民主化。其实除了陪审制和参审制外,还有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却实为一种最为彻底的民众参与审判的模式——治安法官制度。治安法官的产生、发展以及治安法官的选任和职责等方面,都突显其大众化、平民化的特征。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香港太平绅士:“源”与“流”

香港太平绅士源于英国的治安法官,它的成功移植主要满足了香港传统社会的"士绅"情结,在一定层面化解了殖民地社会对殖民政权的排斥。发展到今天,太平绅士制度成为香港政府联结民意以及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路径之一,探讨香港太平绅士的源流对于大陆完善其基层治理颇具启示。

秦汉县丞尉设置考

秦汉时期,县丞一般只设一人,但两汉京县为特制,有丞2-3人。县丞在秦及西汉有较强的私臣特性残留,故常称为“令丞”;到东汉,其公官的性质才开始凸显。县尉的设置,除京县外,有两尉、一尉和不设尉三种情形。在秦和西汉时期,有两尉编制的县一般都实设两尉。但东汉即使有二尉编制的县,也往往只实除1人。这种县尉设置的相对随意,是后代县尉权力下降、甚至废置的张本。从行政运作来看,尽管在秦时有县尉不关白县丞而自行署吏的情况,但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县丞较县尉有着稍大的行政权力。

论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价值——兼论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公诉案件进行"过滤",从而抑制公诉,防止不必要的和无根据的审判发动;二是对公诉案件进行"分流",使不同刑事案件适用繁简不同的诉讼程序,防止简单案件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或者是复杂案件适用简单的诉讼程序;三是保障人权并节约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预审法官制度"等完善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构想。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县长难为:民国时期县级官员的艰难处境——以甘肃省为例

民国时期,县长在行使职权时受到多方掣肘,诸如地方军阀的控制、土豪劣绅的干预、更迭的频繁、行政经费以及薪水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县长在其任上很难伸展自如。由此执政往往敷衍应付,地方事务推进维艰,成为一个无效率的官员。本文以甘肃为例,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为民国时期地方社会失控、行政乏力提供另一个观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