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正法”与“异言”之博弈: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正名”问题讨论

“正名”不仅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重要问题,也是汉传佛教译经史上的重大问题。佛经翻译中的“正名”,以出世救赎为主旨,主要包括经目名称的翻译以及经文名义的统一两方面,涉及如何理解佛典之正法、佛弟子声闻所听闻之法、译人所悟之法、译主个人语言习惯以及译场众僧文义之勘定等诸多问题,大致可从经名译名、翻译名义及其所涉佛法智慧和名相等不同层面进行论述。经名译名的确立,旨在明确新出经文在内容上的完备性,以儒家思想中的“名实相当”为原则去强调“正法”是有本可依的佛祖圣言。翻译名义的斟酌包括创造新的指称或故意隐去译经僧不想彰显的内容,旨在消除“异言”,在汉地重新建构佛典原文的“正法”。佛经翻译中的“正名”问题,表面上是因梵、胡、汉不同语言差异引起的翻译策略论争,实则是译经僧在译经过程中寻求和建构“正法”的历史。在佛经汉译过程中,“正法”和“异言”之间存在博弈,这一方面昭示了佛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在汉地发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在汉地经由语言转换实现的会通和调和。

《六祖坛经》日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

从非语言性特征和语言特征两方面,分析柳田圣山、伊藤古鉴、中川孝和桂明佳四位译者《六祖坛经》日译本的译者风格。发现译者风格与译者的文化身份、时代背景、对翻译底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翻译目的以及预设读者密切相关。在非语言性特征方面,日本译者的译本中有前言、序言、跋文、注释等译介副文本,柳田和中川选择了更接近《六祖坛经》原本的敦煌本和惠昕本,体现了日本译者注重译本学术价值的翻译价值取向。桂明佳译本中只有译文,没有译介副文本,体现了译者注重读者阅读流畅性的翻译价值取向。译文的语言特征也反映了译者风格的不同,伊藤译文、柳田译文和中川译文1使用文语体日语,用词古雅,多用异化翻译策略,注重佛典译文的语言庄重性,适合高层次读者阅读。中川译文2和桂译文多用归化策略,均使用现代日语,译文通晓易懂,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方净土变献疑

第127窟是麦积山石窟的艺术代表,内容新颖,技法高超,功德主是西魏乙弗氏皇后,身份特殊,因此这个洞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魏艺术的最高水准,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时代久远,破损严重,部分重要的图像线索容易被忽视。通过对第127窟西壁经变画细部的解读,对比净土经典和法华经典,可以推断,这铺经变画为法华经变,特别表现了释迦佛在灵鹫会为四大弟子授记和龙女成就男儿身成佛说法的情节,在佛教义理上,与洞窟其他壁画题材形成了一个整体,画面内容与其他题材一样,突出了女性角色,再次彰显了乙弗氏功德窟的性质。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P.2269《盂兰盆经赞述》校读及文本研究

论文结合法藏敦煌写本P.2269图版,对《大正藏》第85册“古逸部”所据P.2269《盂兰盆经赞述》录文部分字词及断句做了重新释读和校正,同时梳理探讨历代经录记载《盂兰盆经》有四种译本的源流关系及及敦煌本《盂兰盆经赞述》所据译本问题。最后分析《盂兰盆经》历代注疏情况,指出《盂兰盆经赞述》撰者为慧沼的理据。

俄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研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是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两件弥勒经变绢画中的其中一件,此经变画仅剩若干残片。通过将此件绢画同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画Stein painting 11弥勒经变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此件绢画不仅有弥勒下生经变,还有上生经变,结合经文内容,对其表现的内容、艺术风格和年代进行详细论述。

“无念”之道:慧能禅思想的原创性与禅悟的奥秘

禅宗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创性来自惠能的《坛经》,但在后来,禅宗的发展似乎出现一种趋势,该趋势大大削弱了惠能原初思想的原创性,并显示了一种将惠能的禅思想重新皈依于汉传佛教思想的体制性努力。因此,很有必要追寻惠能禅宗思想的源头,还原其思想的革命性。采用史料研究与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照老庄道家思想细读惠能对《金刚经》的解读及其敦煌版《坛经》中的创新思想和修行方法,旨在揭示禅的独创性和普世吸引力,以及迄今为止禅悟不为人知的秘密。结论是惠能禅思想的渊源不是佛教的“空”,而是道家的“无”,其核心思想是“无念”之道,而禅悟也并非佛教的觉悟。

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考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是一幅观无量寿净土经变图。绢画主尊两侧的胁侍菩萨是莲花手和金刚手菩萨,尊格与风格和其他同时期观经变图像中的胁侍菩萨不同,这种组合应该受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图像的影响,与吐蕃时期密教题材绢画中的菩萨形象接近。绢画的右上角绘制的“未生怨”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着吐蕃装,对比其他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绢画,推测该绢画时代为吐蕃赞普墀祖德赞执政期间(815-841),应为类似“白央”一样精通吐蕃和唐两种佛教艺术风格的画僧所绘。

吐鲁番发现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图” 研究

国内目前发现唐宋时期“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图”二十余件,主要根据《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绘制而成。该经现存两个汉译本,不空译本和宝思惟译本,吐鲁番发现的“大随求图”在时代和内容上更加接近宝思惟译本,但“吐鲁番图”也表现出如出土位置是覆盖在死者身上、护法天人和神器分别置于方框内、图像中出现有胡人特征的天王形象等特性,与这两个译本内容及其他地区所出“大随求图”图像均不相同,这在一方面说明吐鲁番发现的“大随求图”所依据的或为目前已经佚失的梵文原版或其他汉译本,另一方面则是因持明密教传入吐鲁番后被本土化的表现。

因明学蒙古文经书概述

因明学既是古印度“五明”之一,也是藏传佛教“十明”之一。随着印度、西藏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因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蒙古文写成的因明学经书文献众多,是蒙古因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是蒙古佛教典籍的总集,由《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尔》(论疏部)两大部组成,蒙古文《丹珠尔》是蒙古因明研究的重要文献。《智慧之鉴》是佛经典籍《丹珠尔》藏蒙翻译的依据辞典,也是研究蒙古因明术语的主要工具书。《阿拉善丹达拉然巴因明全集》为蒙古因明奠基者阿拉善丹达拉然巴阿旺丹德尔的具有佛教哲学思想和佛教逻辑思想的著作,也是第一个出版的蒙古因明经文专著。《蒙古因明学概要》是蒙古因明研究学者图·乌力吉编著的硕士研究生蒙古因明学课程必读书。本文从蒙古因明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也为了理解其因明学话语、因明宗法理论,解读其因明逻辑的概念范畴,对蒙古文《丹珠尔》中的68篇因明经书,《智慧之鉴》第6章的因明学要义,《阿拉善丹达拉然巴因明全集》中的8篇经文以及《蒙古因明学概要》等蒙古因明经典著作进行了概述。

莫高窟148窟药师经变中的建筑图像表达分析

净土经变是敦煌壁画盛唐时期的流行题材之一,其中大型建筑群成为讲经场面的重要背景。本文以148窟主室东壁北侧的药师经变为例,探讨敦煌大型经变壁画中建筑图像的绘制特征,从图面表现手法以及叙述特征的角度探讨该壁画中建筑物的位置关系。发现“正面—平行法”以及飞鸟投影法被同时运用到建筑图像的表达之中。配合“视阶”和多重视角的成熟运用,建筑群的庄重以及层层递进的环境感受得以凸显。

二十年来国内《楞严经》研究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楞严经》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搜集整理相关著述和论文,本文对近二十年以来国内相关学术成果进行综述。主要涉及围绕《楞严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思想义理、真伪问题、历代注疏等研究。

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初探

内蒙古地区现存大量的辽塔建筑是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但辽塔受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病害,保存现状堪忧。文章通过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进行勘察测绘、拍照等工作,厘清了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病害种类及其机理。病害表现为裂隙与裂缝、剥落与缺失、溶蚀等。这些病害主要是由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引起的,如风沙大、早晚温差大等。这给日后进行辽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基础。文章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策略,以防为主,治为辅,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通过监测提前识别风险,降低防治成本,尽可能减少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再破坏。

吐鲁番文书中的《维摩诘经》及其注疏

吐鲁番出土的《维摩诘经》有三种译本:支谦、鸠摩罗什、玄奘。其中鸠摩罗什译本留存更多,与敦煌文献中《维摩诘经》译本留存占比最盛同致,反映鸠摩罗什译本更为广泛流传。在《维摩经》相关注疏中,同见于敦煌文献的有:罗什诸师单合注本《注维摩诘经》、慧远《维摩义记》、吉藏《维摩经义疏》《维摩抄》、神楷《维摩经疏》、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净名经关中释抄》、佚名《维摩义记》(P.2273、BD01032类)、《维摩经疏》(S.6381类)。只见于吐鲁番文献的有:支谦译本的两种注疏——《西域考古图谱》3-3和中村155-5,窥基《说无垢称经疏》,与慧远《维摩义记》密切相关的中村176-11。共见部分反映“敦煌不孤”,体现某种经疏曾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广泛传播,凸显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空间开放性及佛教文化交流的繁盛;独见部分是孤本逸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榆林窟第32窟维摩诘经变探究

榆林窟第32窟开凿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时期,该窟主室左壁绘制维摩诘经变。该经变独特之处是维摩与文殊间增加了“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和《佛国品》的组合图式。这一特征体现出对《佛国品》的强调,释迦的至尊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或与《佛国品》净土信仰有关,意在引导教化信众修习净土之志。

以经证经:也谈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治学之道

沈有鼎所著的《墨经的逻辑学》一书是现当代墨家逻辑研究的开山之作。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该书对《墨经》词句进行了准确诂解,并通过“以经证经”的研究方法,系统阐释了《墨经》的逻辑学思想。在中国逻辑学研究史上,沈有鼎《墨经》研究具有兴微继绝的重要意义。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东千佛洞第2窟涅槃经变与西夏生死观

东千佛洞第2窟所呈现的涅槃经变,深刻反映出西夏时期对于生死观的独特理解。经过对窟内涅槃图像的剖析,发现窟主在创作过程中,特意选用了火焰纹以及孔雀、猴子等几种动物图像元素,体现出在密教影响下的涅槃思想。将“清信士”的图像融入涅槃经变的空间布局之中,并与窟内的现世救渡思想相互呼应,进一步展现出这一时期西夏信众往生净土的生死观念。东千佛洞第2窟的涅槃经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艺术遗产,更是揭示西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的重要图像反映。

《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