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回医简《脉书·下经》中的不言脉疾病及类病思维

天回医简《脉书·下经》的第一部分中有大量不言脉的疾病,它们按照风、痹、蹷等共通症状为主要分类手段。该部分独立于言脉疾病之外,但又以经脉为隐藏参照核心,和言脉疾病一样承担着诠释“病久则变化”的功能。言脉与不言脉疾病的分类系统具有“表里”的对应关系:言脉疾病是“表”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镵石针艾治疗手段相匹配;不言脉疾病是“里”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毒药(汤液)治疗手段相匹配。同时,二者在疾病的诊疗中又都依靠色脉诊的信息,同属于脉诊系统。所谓类病思维,即是分析古人以类划分疾病的方式来判断其思维模式。《脉书·下经》中的疾病分类方式及其匹配的治疗方法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医学以症为纲式的辨治方式,又在辨治方法的系统化需求下孕育了辨证治疗模式的萌芽。

任、督、冲脉“一源三歧”“异名同体”探析

任、督、冲脉理论为奇经八脉理论的重要内容。王冰提出任、督、冲脉“一源三歧”“异名同体”学说,体现三脉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黄帝内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为基础,分析以上两种认识。认为“一源三歧”为任、督、冲脉同起于小腹深处肾下胞中,三脉浅出体表位置不同,受《针灸甲乙经》影响,针灸学教材认为三脉同出于会阴。《黄帝内经》认为任脉上循脊里、督脉少腹直上,故王冰认为任脉、督脉命名实为区别腹背阴阳,但冲脉与任脉、督脉循行并未重合。任、督、冲脉“异名同体”包含任、督脉的循行重合与冲、督脉生理病理密切联系两层含义。

《脉书·上经》重要语句三题

本文通过对于《脉书·上经》中三处重要语句:“人有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鼂于气”“金之通天气为天府”“臂之大阴为脉口”的解读,以求管窥早期经脉在独立循行,不相连贯之时,诊脉口的原理。该三句为全篇纲领性的语句,对于我们理解早期经脉医学的内涵,探索其理论的源流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脉经》对针灸的学术贡献

王叔和所著《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经典著作,它集魏晋以前脉学文献之大成,构建了中医脉学体系,使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更为紧密,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脉经》不仅对后世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针灸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的向前发展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故通过对王叔和《脉经》原文的梳理,总结其对针灸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经络腧穴理论;详细整理了经脉证候和主治病证;强调经络辨证,即提出脉针相应理论,发展了刺灸方法的临床应用,注重针药并用。

HPLC指纹图谱技术在景迈茶区晒青毛茶鉴别中的应用研究

以80个不同年份的景迈、芒景春季晒青毛茶为材料,通过HPLC指纹图谱技术分别构建了景迈与芒景春季晒青毛茶的标准色谱图。在景迈春茶标准色谱图中有22个特征峰,芒景春茶标准色谱图中有24个特征峰,有18个共有峰,其中景迈春茶与芒景春茶仅在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与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CG)含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景迈春茶、芒景春茶的聚类分析中,由于普洱茶陈化的不确定性和两地晒青毛茶的相似性,在不同年份晒青毛茶聚类分析中存在一定误差,在20个茶样中有1个茶样未被成功聚类。在景迈茶区与其他茶区晒青毛茶聚类分析中,能将景迈茶区春茶(包括景迈春茶与芒景春茶)成功聚类,并与其他茶区区别开来。通过相似度分析,景迈、芒景茶样与标准色谱相似度较高,分别为98.9%和99.2%,其他茶区春季晒青毛茶与标准色谱相似度较差,在95%以下。由此可知,HPLC指纹图谱技术可用于景迈茶区相同年份相同季节晒青毛茶的鉴别,为普洱茶不同茶区晒青毛茶的鉴别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

《内经》四时五脏脉研究

《内经》时代古人非常重视"时脏脉"的临床价值,目前很多医家公认"时脏脉"中蕴含科学性。然而由于"离圣久远",《内经》时脏脉的痕迹渐渐模糊,所以后世医家对时脏脉的看法各异,时脏脉诊法在临床上也很少运用。本文主要根据《内经》经文,参考注家的注释,以探索时脏脉的原貌。

中医学中“脉”与“经络”概念的源流与翻译

追溯了"脉"与"经络"概念的源流,基于"中医典籍汉英双语语料库"分析了"脉"与"经络"现有的翻译,认为meridian、channel和vessel均可用于表达"经脉"——meridian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化译语,channel是目前西方流行较广的译语,但二者又均有不足之处:前者是二维的线,与经脉运行气血的功能相矛盾,后者一词多义,具有词义不明确性;vessel,指人体内三维的管道,是很严谨、恰当的"经脉"的对应译语,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紧脉脉象之我见

根据文献和临床观察 ,对目前中医诊断学教材所描述的紧脉体象特征提出质疑 ,认为紧脉不仅脉形紧急 ,而且脉率快。紧脉的体象特征应是数而绷紧。

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

由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罗易一直被认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其实不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但此时的汪精卫却正在同国民党右翼握手言和,欲以共产党人的鲜血作为对蒋介石的晋见礼,便抓住这个电报成了他反共的理由。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为了汪氏推卸责任、委过于人的一个借口。

浅议《脉经直指》版本考订及学术特色

脉学理论历经几千年发展至清代已日臻完善。本文首次对明代医家方谷撰写《脉经直指》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脉经直指》主要内容及成书背景、学术特色及其版本考订,为现代临床脉诊研究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临床借鉴。

评水晶的张爱玲研究

水晶是张爱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自身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解读融入了自身的创作甘苦,有许多真知灼见,贡献多多。美中不足的是他受西文影响而有不着边际之论,对有些作品不能切中肖綮,对中国左翼文学更多有偏见与妄言。

湖畔风云——经亨颐与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上)

经亨颐是民初浙江省教育界的一位关键人物。经由他及其同仁的实践,民初浙省教育会的地位有显著提升,省会杭州地方的政学权力格局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而在思想理念上,民元以降浙江教育界内部的差异,整体上尚未固化为明确的新旧"派别"或"代际"分野。这一点到1918年开始发生变化,即浙江开始介入欧战结束后掀动的思想教育"新潮"。因理念进一步转为实践,"预流"各方的分歧开始凸显,"新旧"之争亦有了地方性的表现。但1919年5-6月间波及杭州的反日爱国运动,对浙江教育界而言基本表现为一段政治性质的"意外"或"插曲"。经亨颐及其同仁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便是这段"插曲"对于已起之教育革新究竟是构成挫折还是助力。

《脉微》之辨脉

《脉微》为明代施沛所撰,分为二卷,上卷为脉微总说,下卷为脉学理论,作者结合自身诊脉经验,引经断义,使其兼具理论系统性与临床实用性。《脉微》具备沿袭经典、四脉为纲、图文并茂、凭脉辨证、博涉众家、去伪存真等特点,研读《脉微》,可以提高脉理认识,增广临床视野。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脉经》校勘考释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脉经》并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校正8部医籍之计划,该书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由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讫,成为宋之后定型化版本,传习至今。下文将从校勘过程、方法和内容等3个方面进行简要考释。

诊家当参《脉镜须知》

《脉镜须知》脉理切合临床,精练实用,但鲜有医家研读学习。本文从以明显之镜明深微之理,脉证(症)相参、不拘于脉,评辨脉象、视死别生3个方面,剖析其对中医脉诊研究和临床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希望医者汲取精粹,领悟脉理,增加临证视野,以推进其临床应用。

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与汉简《脉书》对读札记二则

新近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完整公布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全部简帛资料。本文据新公布的图版以及张家山汉简的相关资料,对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中的几处文字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

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

从有关马王堆古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考证经络学说的起源。结合《黄帝内经》有关对经络解剖形态描述等认为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现象。

《脉法赞》“官”“府”“神门”本义考析

《脉法赞》最早收录于王叔和的《脉经》,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左右手寸口脉分主五脏六腑的文献。《脉法赞》提及的“关前一分”“人迎”“寸口”“官”“府”“左大顺男,右大顺女”“神门决断”等问题在后世争议很大。现就何为“官”“府”,何为“神门决断”进行探讨,认为“神门”即是尺脉,提出“官”“府”即是“阳”“阴”的含义。从而很好地解释了“左大顺男,右大顺女”和“阴病治官,阳病治府”的意义,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敦煌脉书《玄感脉经》“精识之主”考辨

敦煌出土脉学文献《玄感脉经》中“精识之主”的论述在历代医学文献中尚属首次出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因“精识之主”前文有残缺,通过校勘可将其补足为“头角者,精识之主”。既往研究多认为“精识之主”强调头脑是人精神意识活动的主体,但笔者以为“头角”不等同于“头脑”,其关于“精识之主”内涵的考证可更为全面。因此本文从位置与生理功能的角度对“头角”与“头脑”进行比较并指出其异同,亦依据原文献前后文语境及相关文献对“精识”的内涵进行了补充考证,指出“头角者,精识之主”的论述出现是在《玄感脉经》将基于遍身诊法“三部九候”体系的“四形藏”“五神藏”重新融入寸口诊法的“三部九候”体系的背景下产生的,或与隋唐时期“脑神理论”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