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清末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权的确立与运行

自清末法部与大理院分司职掌起,近代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权体系开始形成。这一监督体系以法部及其直接管辖的提法司、检察厅为中心,以“审判监督权”(对民刑案件的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权”(对审判人员等监督)为主要内容,由《法部官制》《法院编制法》等法律法规加以确认。在提法司和检察厅的辅助下,法部通过“直达式”(直接监督)和“总汇式”(间接监督)两种途径,监督各级审判活动;以“分任制”为基础,法部赋予提法司及各级审检机关长官监督权,对经费、人事、区划等问题加以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仅是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机关,也是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关。由司法行政机关掌握监督权,既受刑部“部权特重”的制度惯性影响,也有皇权借助法部控制司法权的考虑。清末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模式对民国时期司法监督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功能视角下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模式研究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在比较法上存在多种模式,上网的范围、对象和方式取决于本土化的利益衡量,具体利益衡量又取决于对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功能的定位。“功能—模式”的逻辑框架下,典型的有法源功能下的美国全面上网模式、示范功能下的德国有限上网模式和监督功能下的韩国全面上网模式。相较而言,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承担了多重功能,在借助“全面上网”实现“全面公开”的宏观追求下,网上公开的范围大、限制少、职权强。然而,过度偏重形式上的全面性,忽略制度内的利益平衡,最终将有损公开背后更为根本的价值。结合当前实践与比较法经验,我国的制度目标应从追求全面上网转向实现公开功能,区分对待裁判文书上网的示范功能与监督功能,并以具体功能为中心构建网上公开与线下公开协同、不特定公开与特定公开配合、依职权与依申请并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体系。

长三角区域司法案件类案检索机制的实践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要求区域适法统一,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类案检索机制能够有效推动适法统一,但需平衡机制效用与审判效率,尊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避免严格繁琐的检索规范使类案检索流于形式。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以裁判规则缺失或不明为限,“应当”指向检索程序的启动,而非检索结果的采纳,不能仅以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判断类案参考的准确性。检索初期,可以通过案由、关键词、裁判依据等识别类案,进而根据一定顺位筛选可参考的类案。需撰写类案检索报告供案件评议参考的,报告格式可以相对统一,这样可提高撰写及参阅效率,并便于数字化归入检索平台,延伸检索成果的司法效用。

虚拟货币借贷案件的裁判标准探析——基于133份判决的实证分析

虚拟货币作为兼具商品属性和价值属性的资产,在市场中提供了便捷交易、全球流通、去中心化的新型流通途径。民间借贷的标的呈多样化态势,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的民间借贷纠纷也不断产生。然而,司法实务中,虚拟货币借贷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裁判结果呈现“两极化”。为保障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急需从数据综述的宏观视角和裁判路径研究的微观视角分析虚拟货币借贷案件的司法裁判现状,探究虚拟货币借贷案件的裁判大相径庭的症结,并从法律概念、法律关系、社会合意三方面对虚拟货币借贷关系是否受到法律保护的分歧焦点进行法理分析,构建“一般情形支持返还,特殊情形例外”的裁判标准。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裁判思路研究

民间借贷在我国已逐步独立发展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渠道,在便利融资的同时也为司法裁判带来了棘手问题。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总量大且不断增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区域和类型集中、虚假诉讼频发、高息隐蔽性增强且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突出等特征。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裁判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严格审查合同效力、审慎突破合同相对性、依法处理虚假诉讼以及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等基本原则。针对仅存在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应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针对虚伪意思表示的民间借贷,应在司法主动审查交易模式的情况下确立权利义务关系;对于结算型借款协议,应当认定双方往来款项作为印证债权凭证的证据;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对外借贷的情形,应当审查款项的实际用途以确定还款责任主体;对于夫妻一方对外借款的还款主体认定问题,应从日常经验法则出发认定借款用途进而认定还款责任主体;当民间借贷涉刑事犯罪时,该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应依债权人的主张原则上认定有效。

司法组织改革措施之游移与锚定——以法院组织法与民诉法交叉内容为切入点

作为规范人民法院设置、组织和职权的基本法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以何种组织形式开展(民事)审判活动以及审判组织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责;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活动的行为及职责作出规定。因此,两部法律在人民法院的规定上存在交叉内容。从理论角度分析,交叉内容应当是一致的。但由于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且发展亦不同步,因此,现阶段两部法律的交叉内容有相异之处。立法上的差异给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及当事人参加诉讼造成了困扰。在锚定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关系的基础上,对交叉内容进行分析、厘清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消弭差异的建议,以供立法完善时参考。

让与担保法律构造下司法裁判的统一

《民法典》第388条、《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第68条以功能主义、消灭隐形担保为指向,使聚讼纷纭的让与担保制度以准成文法的形式得以确立,但法律规范简略,理论上莫衷一是,司法裁决困惑自是难以避免。《民法典》颁行后,让与担保司法裁判的样本分析呈现出效力大致得到认定、裁决理由不尽相同、规避法律构造、裁判者无所适从、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样态。让与担保规则统一适用的进路宜以让与担保效力为起点,采所有权构造而非担保权构造为理论逻辑,债权人获得完整性的所有权须受当事人担保约定的限制,如此方能不冲突于现行担保体系。让与担保规则的适用,应建立统一的公示制度,以归属清算的变价处分方式、平衡涉第三人利益为必要。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理论检视

既有研究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对接受的关系结构、形成机制及价值定位的分析发现,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判断既不完全取决于裁判属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受众态度。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合法性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冲突,而是呈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充分认识可从三个维度展开:本质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是在全面考量裁判涉及的主体因素、信息因素及环境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动态评价系统;理论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蕴含着在整合多维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以“立法—裁判—受众”为基本结构的分析框架;实践维度看,司法裁判可接受性表征着力求兼顾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共识达成机制。

司法质量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基于笔者构造的127个中国城市2010—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一个新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司法质量的提升将显著提高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根据城市特征展开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城市和副省级以上城市,在本地服务业企业开展相互竞争的中西部城市和行政权力更小的地级市,提升司法质量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另外,司法质量提升会导致属于消费性服务业的住宿餐饮业占比显著下降,而合约密集度更高、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业占比则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改进司法质量有利于增量资源流向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机制方面,提升城市司法质量会显著降低服务业纠纷裁决的时间成本,但是时间缩短对于服务业发展并没有显著影响,从而间接说明纠纷数量的减少才是司法质量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机制。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中国经济优化升级,建议中国各级城市从培育法律专业人士入手,提升司法质量,改善其法治化营商环境。

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视角下疑难案件的司法进路

法律形式主义思维与方法在我国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的疾速发展使现行法律无法贴合社会实践,疑难案件裁判面临困境。严格的形式主义裁判方式不利于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与法律权威的需求督促着对疑难案件司法进路的探索。卢埃林现实主义有独特的疑难案件司法思维,强调法律的工具性,注重后果取向,对疑难案件裁判模式探索有很高价值,期望为我国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寻求一条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平衡之路。

作品“适当引用”司法认定标准研究

当今社会,无论是文章写作、电影电视剧拍摄,常常需要引用他人作品,通过对他人已有知识成果的适当借鉴和利用,以激发灵感和充实内容。从学术研究上看,合理而规范的学术引用,亦有助于防范学术不端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以作品“适当引用”的司法认定标准为切入点,通过对案件事实相似、权利义务相同、争议焦点类似的“葫芦娃”系列侵权案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我国目前关于作品“适当引用”认定存在截然不同的司法裁判逻辑,从更深层次探求“适当引用”的本质及其司法认定应当遵循的原则,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优化“适当引用”规则的适用,从要素认定规则的宏观设定、认定要素内涵的微观细化以及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完善等角度,为“适当引用”规范的科学设定提供完善建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可能及边界限度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为数字司法改革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历史性契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类案推送、辅助证据认定、偏离度预警等方面确实能够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与尺度,实现法的普适性价值追求,然而法的普适性只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技术性缺陷亦引发了对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司法责任制的质疑与冲击。为此,应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司法裁判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针对当前智能化裁判的技术风险,应从数据、算法、控制三个维度进行治理,最大程度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缺陷,以实现智能化司法裁判迈向可信。

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行政裁决被确立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主要适用于专利侵权纠纷,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法律规范逻辑基本固定,但程序规则尚未立法确认。从地方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行政裁决存在立法质量差、谦抑性不足、参与性不强、事责不匹配、专业性不够等问题。2023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安排,释放了机构优化信号,明确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强化权利保护、服务供给、裁决准司法性和成本控制的功能定位。为此,需要在促进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框架立法基础上,从统筹设置行政裁决机构及权限配置、完善行政裁决正当程序规则、加强行政裁决与司法程序衔接以及促进专业人才内生型系统培养等方面入手,增强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能够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有利于借助裁判文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的导向作用。因当前裁判文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时表意模糊、融合性不强、说理不足,从实践判例省察与理论证成的维度来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完善路径,应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前提和准确性,针对具体案件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行恰当衔接,才能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质量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机制探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灵魂,是人们情感观念的认同和行为习惯的升华。在司法裁判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作为说理依据,有利于强化说理,补强法律漏洞和克减机械司法。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路径,需要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内涵,精准识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案件范围,以具体法律条文为基础,利用法律论证方法,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阐释。通过在法内、法外双重层面建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和法治宣传,营造全面崇尚法治、严格依法办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

公共道德与司法推理自主性

司法裁判在性质上具有的独特性要求法官必须依据法律做出裁判,同时进行法律性质的自主推理。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道德的因素似乎无可避免,有时公共道德的出现甚至能够帮助法官做出优良的判决。这无疑在直觉上挑战了所谓“司法推理自主性”的命题。该命题的成立需要围绕着法律和道德、法律和司法推理及司法推理和道德推理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作业。经过讨论,虽然公共道德往往以多种形式进入司法推理,但只要在概念论层面认可法律事业本身有着内在价值,能够制造出实践差异;在概念论与裁判论层面的关系上坚持经由渊源命题构筑的折中立场;同时将司法推理界定为与道德推理并列的普遍实践推理的子类,那么法官无论在何时所进行推理的都是由法律所决定的自主推理,而非道德性推理。

审委会社会资本影响难办案件决策的运行机制

要了解不同改革模式在建立合理审判权运行机制上的制度作为,必须先掌握影响审判权运行的制度性因素。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制度运行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审判权运行秩序失范的制度性因素,若不能深刻掌握审委会制度影响审判权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将制约改革决策的实施效果及改革方案的后续施行。只有正视现今审委会制度的结构功能,通过合理化改造,才能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委会的组织社会资本是影响难办案件决策的重要因素。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处于较高初始位置或桥梁位置的中间人能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难办案件中审委会及法院院长是沟通组织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的桥梁。审委会及院长从地方党政机关处获得维持组织运作、实现组织目标的社会资本;并在“合议庭—审委会—上级法院”的审判网络中充当连接外部社会资本、连接更高层次资源以及协调结构幅度的桥梁,抵御外部压力、分散内部责任;审委会的社会资本也影响了合议庭法官的决策行为及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地位强度因素比网络位置强度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受法院在当地政治网络中所处边缘位置的影响,法院外部社会资本通过审委会对裁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抵御司法裁判中法院外部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应当完善审委会制度、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转型趋势在于赋予等级制中的更低位置者(法院、法官)履职保障,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行政化因素,加强相关制度的司法化改造。实现审委会职能的合理配置,减少对主审法官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优化法官会议的职能及议事规则,强化主审法官的实质性参与;完善法官责任制,平衡惩戒与激励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在坚持法律至上基本准则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法外因素融入司法裁判,对于弥补传统法条主义的不足,实现法律与社会、政治效果相统一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理念与具体的裁判规范,当前我国法院在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面临着适用方式简单机械、“价值”适用差异化较大以及规则逃逸、法外裁判等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坚持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有限性适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法律适用方法与规范性制约,具体包括:澄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以明确裁判适用的价值对象;区分其所扮演的“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两种不同角色;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方法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与一般“类案”的裁判经验导向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