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Logic and Path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ith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ntering a critical period,the interweaving of various interest relations and the superimposing of the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have intensified social risks.Based on the concept of“pluralism,sharing,participation,cooperation and tolerance”,social stability can be maintained by the balanced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In addition,with the guidance of comprehensive legal thinking and core socialist values,the legal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nd rights-protection behavior is strengthened.In this way,the win-win of maintaining rights and stability can be realized in the positive-sum game that will help resolve social risk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social stability.

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

转型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由重大事项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这类事件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然而,目前风险感知的视角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和实践中处于双重缺失状态。因此,本文明确主张将该视角引入到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过程中,这显然更加有利于切实完善该机制、实现风险的源头治理和创造社会的动态稳定。最后提出了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稳评"机制过程中的实现途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和网络舆情分析等。

民兵维稳期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应激的关系

目的 探讨新疆民兵维稳期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应激间的关系,为制定维稳民兵的心理应激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新疆维稳民兵832名,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1）民兵心理应激标准分≥70分的有21人,占2.5%。（2）干部心理应激得分显著高于普通民兵（P〈0.01）;服役时间≥13年者得分显著高于服役时间〈5年和9~〈13年者;有灾难经历者得分显著高于无灾难经历者（P〈0.05）;对管理态度关心者得分显著低于比较关心者和不关心者（P〈0.01）。（3）消极应对和家庭外支持是影响民兵心理应激的重要因素。（4）消极应对通过家庭外支持对心理应激产生间接影响,其间接效应量为0.028 8,占总效应量（0.1788）的16.1%。结论 影响民兵心理应激的因素包括消极应对和家庭外支持2个,且家庭外支持影响更为显著;家庭外支持在应对方式与心理应激间具有中介作用。

权利贫困视角下农民群体维权困境及出路——基于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冲突视阈下“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分析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冲突和秩序构成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化是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有"维稳"的天职。外压式"维稳"治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理念下的时代产物,它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同时,其限度也显而易见。寻求社会稳定治理模式的转变,达成内生秩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性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维持稳定——基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在我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目前政治生态条件下公民自发表达的无效,以及渊源于匿名性和平等性的网络参与在规避可能遭遇的实然表达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方面的优势。但是网络政治参与在推动新型政治输入的情况下,也带来了一些诸如极端自由、网络话语强权等可能冲击社会稳定的新问题。目前,网络方面的技术困境和网民分散化,以及政府自身的网络规范缺失、决策封闭性等,都成为政府应对这些新问题的障碍。所以,政府维稳应着重于完善网络参与规范、推动网民理性化和实现政务公开。

维护西藏社会局势持续稳定的对策研究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为实现他们遏制我国和平崛起、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的不断在西藏制造骚乱,影响了西藏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对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弘扬井冈山精神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学习胡锦涛视察井冈山重要讲话的几点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春伊始视察井冈山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三保一弘扬"的要求,即"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三保一弘扬"是一个完备严密的逻辑体系,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做好"三保"工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贯彻落实"三保一弘扬",要求我们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了"权力维稳"、"高压维稳"和"摆平"的策略,这反而使社会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采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重建施政合法性和维稳机制,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当前维稳工作的误区及多边解决机制

当前维稳工作的重点是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事件。阐述了由于对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缺乏充分认识,许多本该用来化解社会冲突的手段发生偏移,一些部门或地区的维稳工作不仅没有有效解除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紧张。在分析结构性紧张根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维稳的要义,即维护制度公平;提出了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制度性手段的强化、政策制度的民意考量4个方面着手的多边解决机制。

“维稳”视野下的运动式犯罪治理反思与改进

作为"维稳"政策的重要实施手段,运动式犯罪治理在维稳实践中的作用愈发突显且备受争议。在治理特性上,周期性运作的运动式治理治标不治本;在治理绩效上,国家专属的运动式治理仅能实现"刚性稳定";在治理倾向上,运动式治理偏好治理犯罪而忽视治理社会;在治理方式上,运动式治理过于依赖控制和管理而忽视维权;在治理主体上,运动式治理中权力失范现象突出。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提高治理活动的科学性、促进治理活动的法治化转型、推动运动式治理与日常性治理的有机整合构成了运动式治理的改进路径。

维稳压力对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形塑

维稳压力是形塑中国法院组织形态的重要因素。在维稳工作中,基层法院与地方党政系统形成紧密的互需关系。一方面,基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职能和延伸审判职能的方式参与地方维稳工作;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执行以及涉诉信访工作中,基层法院也需要地方党政系统的支持。在维稳压力的影响下,基层法院的组织形态进行了调适,形成以案件属性转化、责任体系再造、组织运行重构为主要内容的运作机制。经过调适的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法院应对维稳问题的能力,不过法官独立行权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在基础性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期,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建构与运行依然会建立在对维稳压力审慎考量的基础之上。

新疆维稳民兵情绪状态心理应激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维稳民兵情绪状态、应对方式、心理应激三者间的关系，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应激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832名新疆维稳民兵应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进行测评分析，并使用AMOS21．0进行路径分析。结果维稳民兵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评分与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消极应对维度分、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正性情绪及负性情绪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P〈0．05或0．01）。回归分析显示，维稳民兵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为负性情绪、消极应对，共解释总变异的29．1％；消极应对的影响因素为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共解释总变异的10．6％。路径分析显示，负性情绪对心理应激有直接效应（路径系数为0．56），负性情绪通过消极应对对心理应激的间接效应值为0．0261，占总效应（0．5861）的4．5％；正性情绪通过消极应对间接影响心理应激，间接效应值为0．0099。结论负性情绪、消极应对是维稳民兵心理应激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消极应对对情绪状态与心理应激具有中介作用。

从外压到内生:“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与转变路径探索

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有"维稳"的义务。中国外压式"维稳"治理模式是现代化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思想观念下的时代产物,它在维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近四十年社会整体稳定的同时,其限度和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寻求社会稳定实现模式的转变,实现内生性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国未来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路径选择。

理性维稳的回归——从“打错门”事件到深圳“5·26飙车案”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维稳问题应运而生。政府相关部门对"打错门"事件和深圳"5.26飙车案"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两种维稳观,即暴力维稳和理性维稳。权力与权利的角逐决定了维稳的走向,以权力训导权利表明维稳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导致的是短期的暂时的稳定;而以权利驯服权力才是理性维稳,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理想状态,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理性维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是理性维稳的关键,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是理性维稳的制度化保障。

如何做到维权与维稳的统一——试论社会管理中基层工会的定位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构成了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更引发了身处维权与维稳第一线的广大基层工会干部的深思。如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基层工会特有的作用,"维、生、素"三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维稳背景下对公安机关理性执法内涵和特点的思考

在我国强力维稳的背景下,理性执法之于公安机关具有特殊的意义。理性执法基于公安民警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调对执法环境全面、理智的权衡和分析,正确恰当运用法律,兼顾情理,以期达到执法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相对于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性执法具有政治性、思维性、理智性、统一性、沟通性的特点。

“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市社会局维持首府社会稳定之举措

1929年1月,南京市政府设置了社会局,分管着全市的社会行政事务。"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因系首府,且距离上海较近,受到较大影响。此时,为了维持南京市社会的稳定,社会局针对具体情况,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主要有"火警预防"、"市面金融维持"和"粮食供应之保障"三项,收效甚佳,从而为国民政府首府的稳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