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1年沙俄白卫军残部对新疆的侵扰

十月革命后,俄国白卫军败退到中国新疆,在新疆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919—1921年白卫军后期,节节败退的阿连阔夫和巴奇赤部队主力遭红军打击流窜到新疆,密谋反俄行动,负隅顽抗,其侵扰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期间俄国驻疆领事馆为其代筹军饷,发挥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最终,在中俄两国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下,逃入新疆的白卫军残部溃不成军,终于覆灭。乱象虽然得以了整治,但也对新疆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889年“火烧镇江英国领事馆”史实新探

通过对《申报》《字林西报》等中英文报刊资料的重新梳理,可对1889年镇江民众火烧镇江英国领事馆事件有新的认识。小贩康麻子是引发该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镇江英租界大马路口的掷蛋摊具有赌博性质,因而遭到印度巡捕的驱赶。印度巡捕长期暴力执法,镇江人民深受其害,普通民众、当地驻军、华人巡捕都与其有诸多矛盾。从深层次背景来看,1861年开埠以后英国等西方列强侵入镇江,给镇江人民带来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由此激发的中外民族矛盾是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驻华领事馆关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观察

美国驻华领事馆报告作为美国对华观察的全方位纪录,蕴藏着大量关于中共和红军的信息。因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领事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报告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也不乏许多纪实的报道和客观的认识。对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中共党史和苏区史的研究。

抗战时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转变--以《总汇新报》为主的分析

论文利用新马华文报纸《总汇新报》文献,从八路军的抗战行动及表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形象以及延安边区的治理三个方面入手,考察全面抗战初期(1939—1940年)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转变,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及其对新马华侨社会的影响。抗战爆发前,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知之甚少,其认知也较为负面。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新马华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传播以及延安华侨学生的宣传,新马华侨对中共军队的抗战角色予以正面肯定,他们将其视为“抗战生力军”;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被视为具有战略智慧的“抗战奇才”,而延安则被赞为“充满了新气象”。

“领事婚姻登记”若干问题的实证研究——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规定

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及内国法律规章,中国驻外领事、外国驻华领事的职务范围均包括"领事婚姻登记",但中国国内法律中尚无"领事婚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表明,"领事婚姻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国际婚姻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倡导与践行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亟待梳理和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梳理"领事婚姻登记"的现存问题并加以解决,可从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角度出发。为此,文章结合实例,以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款的方式,就"领事婚姻登记"的基本原则、两种管辖及法律效力等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为不断完善中国婚姻法律体系乃至国际婚姻法律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社会变迁与跨国华人家庭的建立——以陈遗恩家庭为例

陈遗恩家庭是民国时期曾生活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与家乡澄海县间的跨国家庭,出于对"家计"的关怀,移居马来亚的陈遗恩等人与国内家庭保持连续不断的侨批联系。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陈遗恩跨国家庭经受了许多外部力量的影响仍然生存下来,例如二战前马来亚橡胶业的兴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后马来亚的经济重建和1946～1949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清末中国驻马来亚领事官梁碧如家族的跨域研究

梁碧如(1857—1912)是清末中国驻马来亚槟城的第四任领事官,他的任期是从1903年至1907年。梁碧如出生于广东梅县,19岁南来谋生,以开矿致富,行善闻名。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南洋度过,也在槟城病逝和安葬。但他和家乡的联系从没有中断。本文以梁碧如及他的家族为焦点,讨论他是如何维系自己和家乡的关系,以及如何搭建马来亚和中国的家庭网络。这种跨地域的活动和联系,甚至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妻妾和子嗣继续维持。

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现状评判及战略选择

系统分析了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的主要成绩和问题,主要的成就在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互补性逐渐显现;四川企业开始直接投资,南亚外资已经入川;承包南亚工程较多,经济技术合作有成效。同时也分析了主要存在的问题,如贸易比重仍较小、贸易发展不平衡、比较优势未凸显、"引进来"不够、"走出去"有限等。提出应深刻认识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机遇和挑战,从政治、历史、组织制度、经济、贸易通道、需求基础等几方面指明了当今加强南亚合作的主要机遇;并指明当前存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保守思想、冷战思维、相似条件制度机制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把握四川对南亚开放合作的潜力和战略,指出了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技术三方面合作的巨大潜力,提出四川与南亚开放合作的对策建议:强化对南亚开放意识、借助"西博会"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实施大开放战略、成立民间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智力支持、建设投资创业园区、创建南亚领事中心、畅通官方交流渠道、积极缔结友好城市等。

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

藉1931年至1933年《光华日报》及《槟城新报》的报道,讨论了粤籍人士谢湘任中华民国驻槟榔屿领事期内,在履行保护和管理华侨、组织劝导华侨捐款救灾、促进商务交流提倡国货、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及履行国府任务等职责中的表现,探讨了其上任一年半被免职的原因及该事件所折射出的槟城华人社会的种种侧面。从槟城华文报纸对谢湘免职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谢湘之被免职不仅与其任内的表现有关,还与槟城华侨社会不同方言群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有关,在深层次上凸显了福建方言群与广东方言群在主导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被免职的谢湘极有可能是槟城华人社会帮权争斗下的一个牺牲品。

赫德与英国

赫德为英国人,他效忠于英国,是人之常情,理之当然。但他效忠英国常常是从英国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而英国政府往往是从英国当前的利益着想的,于是,赫德与英国政府也往往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矛盾、冲突。赫德对英国政府,英国驻华公使及领事的不满形诸笔墨者也比比皆是。

民国前期新疆驻苏联中亚地区领事馆领事以锡伯族为主的原因初探

1924年,新疆省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了5个使领馆,在领事馆建立的初期新疆省政府派遣的领事群体中锡伯族领事占相对多数,这对于人口只有几万人的锡伯族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本文拟就其原因做一初步的探析。

中国租界立法制度初探

中国租界基本概况,中国租界的立法形式和立法主体立法形式主要包括法令、“基本法”、行政法规3个方面;立法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公使、领事、纳税人会议、工部局董事会等5个层次。

英国工部总署远东分部及其在近代中国条约港城市的建设

以英国派遣皇家工程师在上海创建的英国工部总署远东分部及其人员和建筑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建立历程、考察人员派遣与流动、比较职位设置的特征及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远东分部不同时期设计的领事馆的建筑特点,分析在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英国官方建筑部门的建设和建筑师的流动与影响。研究证明英国工部总署远东分部在机构布局上体现出近代英国在条约港城市的建设上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东亚的整体性;在职位设置上体现了建筑相关专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在建筑风格的演变上则反映了英国建筑师应对海外环境而进行的本土化调适,以及中西文化的近代跨地域互动与交流。

论清代马来亚之汉传佛教

自明末清初以来,最早在马六甲生活的汉传佛教僧众,都是冒着海禁之险,投身在化外之民斩荆辟棘的异域,照料开荒民众的生死大事。他们一代接一代,经历两百余年艰苦变迁,确保了汉传佛教在南洋华人垦荒的地区继续流传。今日回顾清代在马来亚弘法的汉传佛教僧侣,他们多数人默默无名,这些法师为了随顺文盲众多的垦荒社会,从赶经忏到提出开办佛教公司兴办实业,甚至有耍杂技和开动物园的,无所不为,俱是为了能深入民间广说妙法、建立汉传佛教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其贡献实不能以成败评价。后人可以为他们结论:"菩萨心肠是不能以著作等身评价的。"

美国领事馆关于苏区资料选译

1932年4月30日,美国驻南京领事裴克发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北平公使詹森一份外交文件,文件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份外交文件介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后,共产国际与国共双方的关系,中共和红军在苏区的发展情况,分析了红军的性质和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及其影响,也注意到苏俄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并尝试从政治因素、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因素诠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崛起的原因,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发展趋势时刻不能忘记。

《俄国驻外使领工商问题报告》中的俄国驻华领事工商报告及其价值

《俄国驻外使领工商问题报告》由俄国工商部在1912—1917年间发行,为不定期出版物,共出刊76期,刊载了303篇俄国驻外领事工商报告,其中俄国驻华领事工商报告90篇,占全部刊载工商报告的近30%。《俄国驻外使领工商问题报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不仅提供了民国初年俄国驻华领事馆、领事、设领城市数量和人员信息,而且还记载了俄国在驻华领事辖区的工商活动及俄国驻华领事辖区的经济贸易状况信息。

国内咨询产业研究

在对比分析本土咨询公司与国外咨询公司各方面实力和特长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本土咨询业加入WTO后的发展方案。

日本在华占领区新闻业管理体制的历史考察

中日战争时期,基于“思想战”的需要,日本侵略者与汉奸政权(伪国民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蒙古自治政府)对在华占领区的日本与中国新闻业有效的控制,建立起一套殖民化的管理体制在“立法”与“行政”上采取“一地两制”,一方面日本驻华领事馆颁布领事馆令、组建警察机构,强化对日本新闻业的控制,另一方面日本“内面指导”的汉奸政权颁布新闻法令、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强化对中国新闻业的控制,同时以所谓的“日中合作”的形式促成各种新闻团体与法人组织,最终形式上完成对中日新闻业的控制.

1972年英国撤销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馆”始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保留驻台湾淡水“领事馆”作为在台湾地区的“立足点”。“领事馆”的战略地位及影响力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20世纪60年代,为缓和英中关系,英国曾两次考虑撤馆,但在冷战背景下因弊大于利而未予实施。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英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决定撤馆以推动英中全面建交。撤馆的决策过程因英国试图兼顾英美同盟关系而坎坷曲折,执行阶段相对顺利。总体而言,此次撤馆是英国政府一次现实主义外交实践,同时体现出英美同盟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