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华语说话人语言态度的共性与差异——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和语装配对实验的方法,调查中国留学生与马来西亚大学生对马来西亚华语的态度,分析其共性与差异。问卷调查从已有文献中提取了七类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结构,分别调查了193位中国留学生与281位马来西亚华裔大学生。语装配对实验则针对马来西亚通俗华语与马来西亚标准华语,分别调查了183位中国留学生与272位马来西亚华裔大学生。调查结果显示:两组调查对象对七类语法结构的态度同中有异;居留时间是影响中国留学生对马来西亚华语态度的重要因素;两组调查对象对马来西亚标准华语的评分均高于马来西亚通俗华语。研究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华语的标准变体是中马两国大学生普遍接受的变体;而通俗华语比标准华语更具情感价值。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地域、性别、居留时间三项社会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问卷调查与语装配对实验在语言态度研究中的作用。普通话与华语说话人对马来西亚华语的语言态度的共性与差异有助于预测普通话与华语的融合,为全球华语跨区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时效性节庆华语景观研究——以马来西亚新春及九皇爷宝诞为例

根据语言景观在公共空间出现的时长,将其分为永久性语言景观与时效性语言景观。华语在时效性节庆语言景观中能见度最高,并表现出了多元功能。时效性节庆华语景观除了使用吉祥语、方言词之外,还使用了节庆特有词。文章基于华语景观研究框架,对马来西亚华人时效性节庆语言景观展开研究,同时讨论了时效性节庆语言景观的特点以及对华语研究的影响。时效性语言景观是了解各类时效性活动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变异等的重要窗口,值得进一步研究。

论华语词汇中的外来移植义——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马来西亚华语中,与自源性引申义相对的外来移植义大量存在且普遍使用,非常值得专门研究。文章先以华语常用动词"拿"为例,对其外来移植义及相关用法进行分析与描写,然后从英语影响与华语自身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了外来移植义的产生原因,最后结合更多例词讨论了外来移植义对华语词汇的影响:一是丰富了华语词义,二是引发华语词义系统的内部调整,三是造成华语词义与普通话的歧异。

华语区与普通话区的共时融合——兼谈全球华语社区跨区互动的方法论

本文主要考察华语区与普通话区当前的融合情况,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两区的发展与融合作出预测。基于对近两百位在马来西亚求学的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探讨这些普通话说话人对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结构的认知与认同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马居留时间影响了普通话说话人对马来西亚华语的认知,他们对七类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结构的接受程度不一;调查对象对马来西亚标准华语的接受程度普遍高于对马来西亚通俗华语的接受程度。启示是:华语区与普通话区的共时融合建立在两区之间的密切互动之上,而具体语法项目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可以成为预测跨区语言融合的重要指标,标准华语变体是跨区互动的基础语码。

语言认同对全球华语社区建构的作用

本文主要讨论语言认同在言语社区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语装配对技术两项研究方法,分别针对281名和272名马来西亚大学生进行了七项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结构使用与认同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马来西亚华语的使用和认同存在很强的一致性;而他们对马来西亚标准华语的评价普遍高于马来西亚通俗华语,而且多数调查对象将其等同于中国普通话。实证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马来西亚华语社区是一个实体,马来西亚通俗华语和标准华语都是区内重要的设施,前者的区内认同作用较强,而后者对于连接不同的华语社区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建构全球华语社区(跨国语言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华语社会称谓语“安娣”探析

"安娣"(Aunty)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华语中特有的社会称谓语,用以指称女性长辈。本文分析了其来源及其语义范围,并通过对中学生和成年人两组问卷调查的分析,来探讨调查对象对"安娣"一词的态度及其使用情况。此外,"安娣"一词近年来开始有语义范围扩大的趋势,可以受"很"的修饰,并且带上贬义的色彩,而与之相应的"安哥"(Uncle)一词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反观较书面化的"阿姨"、"叔叔"等社会称谓语,却没有类似的语义发展。本文探讨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从语言变异的角度分析了"安娣"与"阿姨"在马来西亚的分布情况。

马来西亚华语名词语义韵变异现象考察

与普通话相比,马来西亚华语名词一定程度上存在语义韵变异现象,如抽象名词"论调、气焰、野心"除了具有消极语义韵特征,还具有中性语义韵特征。普通话中"事迹"只具有积极语义韵,而马来西亚华语里"事迹"则包含积极、中性、消极三种语义韵。马来西亚华语指人名词"分子"的积极语义韵比例远远高于普通话。"人士"的消极语义韵为普通话所无。政治类名词"党魁、政客、领袖"也存在语义韵变异情况。

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情态补语

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情态补语有"V得C"和"V到C"两种形式,书面语中前者占优势,与普通话一致,口语中后者使用频率更高。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V得C"与"V到C"的述语和补语的考察,得出两者在表达功能方面的分工与差异。前者主要用于表达状态,后者则倾向于表达程度,且使用范围更广,经常可以替换前者。两者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与普通话中的分布差异主要受马来西亚华人"源方言"(闽南话、粤方言、客家话)的影响。

“源方言”与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以补语标记“到”为例

文章归纳了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指出“源方言”(尤其是粤方言)是对其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并以马来西亚华语中最具特色的补语标记“到”为例,归纳出“到”的9种用法,绘制语义图模型,对比“到”在马来西亚华语、普通话、汉语三大“源方言”以及现代白话中的用法分布,描写“到”在标准语和方言中的不同语法化路径,最后运用“复制语法化”理论,得出马来西亚华语补语标记“到”来源于粤方言中的“到(倒)”,从而阐明“源方言”,尤其是粤方言,对马来西亚华语的重要影响。

马来西亚华语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历时共变

语言与族群和族群文化认同存在着必然联系,语言是族群及其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和发展,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也为华语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内在动力和良好的环境,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随着华语和华人族群的"本土化"发展,如何保持华人华侨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及认同,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普通话和马来西亚华语双音节词轻重音对比研究

汉语的轻重格式一直是学界探讨并至今仍没有统一观点的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别以中国人和马来西亚华人作为研究对象,从时长和音高两个方面,分析与对比两国人的双音节词轻重格式的特点。研究发现,在中国人的发音中,普通话的双音节词在中重、重中和重轻三种轻重格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印明了普通话不同轻重格式之间的区别性。对比中国人的轻重格式特征,本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的普通话学习者在双音节词的轻重格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音高和时长方面的对比度不够,导致有些格式之间界限不是十分清晰。最后,本文对汉语轻重音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马来西亚华语与汉语同义异形词对比研究——以“厉害”“书记”“土豆”为例

马来西亚华语是汉语的海外分支,语言架构与汉语大致相同但却有着自身特色。作者以观察语用、搜集语料、面访驻广州马来西亚留学生等方式,对"厉害""书记""土豆"三组词语做出客观分析,希望把两国词语异同比较研究引向深入,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帮助。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华语课程教材的研究

在马来西亚,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被称为华语(Mandarin)教学。目前,马来西亚有20所国立大学,全部20所都开办了华语/华文班。之前学者所做的马来西亚大学华语教学的发展现况调查覆盖面不广,所调查的大学最多只是四所而已,而这次的研究,则涵盖了全国的国立大学。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华语课程教材大致上可分成4大类:(1)使用中国编写的对外汉语课本;(2)使用本地编写的华语课本;(3)根据中国对外汉语课本和本地华语教学课本改编的教材;(4)自编的教材。马来西亚36.8%或38个中的14个国立大学华语课程教学使用中国课本,而教学重点则随着中国教材内容的转变,从早期比较注重口语的操练,慢慢地转向于注重语法点的教学。63.2%的国立大学华语课程则是使用具有本地色彩的国别化华语教材,并努力地把课程教材逐渐本土化。

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程度补语

本文基于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对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程度补语进行分类考察,并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发现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程度补语主要有粘合式“VC(了)”,组合式“V得C”和“V到C”,以及高程度补语省略式“V到Ø”四种,且程度补语的结构类型和充当程度补语的词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呈现出较大的语体差异。究其原因,口语中程度补语主要受马来西亚华人“源方言”(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的影响,书面语中程度补语则受现代汉语书面语和普通话影响较多。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给”字句的语法探析

首先对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料中“给”进行分类描写,归纳马来华语中“给”字句的相关用法。再分别从BCC语料库和广州话口语语料库中选取普通话“给”、粤语“畀”的语料,对其进行简单归类,并与马来华语“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马来华语中动词“给”字句受普通话影响较大,而非动词“给”字句则受粤语的影响较大。

从语言接触看马来西亚华语疑问句尾的“的”字

马来西亚华语中疑问句尾"的"字用得很多。本文探讨其语法意义与语法范畴,以及跟粤方言长期接触而来的形式和用法的演变。观察到这个"的"字可以出现在四类疑问句式中(包括对已然和未然事态进行提问),有对疑问语气进行确认和强调的功用。语法范畴上,"的"是焦点助词,属于"(是)……的"焦点结构的一部分。跟当地粤方言长期接触又带来三个结果:(一)粤方言的焦点结构"(系)……嘅"跟华语"(是)……的"相同,使操双言的人转换没有障碍;(二)受"嘅"读音的影响,"的"不读为轻声,而读为阳平;(三)粤方言的疑问语气词"咩"跟华语"吗"并存,促成"(是)……的吗/的咩"形式的出现。这些结果都使得操双言的人在讲华语时,无意识地普及了句尾"的"的用法。

马来西亚中文地名音读特殊变异举隅

地名字音变异往往超乎自然音变规律,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马来西亚由于多方言与多语言的接触,中文地名的音读更呈现出多重的特殊性。本文以'巴生''万饶''昔加末''亚罗士打''古来'等为例,对这五个中文地名音读与用字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与分析,试图展现地名音读特殊变异产生的各方面因素及其变异机制,由此展现出语言社会变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本文还对马来西亚中文地名的由来作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