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对马尔罗法的内容解读和历史条件分析

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中,法国的马尔罗法一直被认为是历史街区概念在世界层面的起源。但在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和理论中,只有极少的研究对马尔罗法进行了有限的讨论,还未有对法条进行完整翻译并详细地讲解马尔罗法的相关研究,这使研究者们利用马尔罗法来阐释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中的意义时变得较为困难。文章通过对马尔罗法法律原文的翻译和解读,结合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马尔罗法创立所在时代的法国城市更新状况,尝试去明确解读马尔罗法内容,梳理马尔罗法颁布的相关历史条件,并阐释马尔罗法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中意义,寻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从西方到东方的人性探寻——安德烈·马尔罗《人类命运》中的生命观与荒诞感

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与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命运》与其说来源于历史真实,更准确地说它来源于作家内心的主观真实。这部小说是两种思想的总和,是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思考的交融。作者通过人物提出的是人的生命观,深重的荒诞感以及如何超越荒诞等问题。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在历史事件引发的冲突中人们认识生命,体会荒诞,超越荒诞,达到无我。从文中可以看到一种对比,以京(Kyo)为代表的人物处在变革的前沿,他们走的是向外寻求的超越荒诞之路,而以吉奥尔(Gisors)为代表的人物远离革命,他寻求的是向内的自我超越之路。

实验与颠覆:传记中的现代派与后现代

现代派和后现代对传记的真实性原则发起冲击。伍尔芙的《奥兰多传》对传主生平进行变形处理,马尔罗的《反回忆录》打破了叙述的顺序并加上虚构的内容,反映了现代派传记的实验性质。后现代对传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颠覆传记的传统标准,奈依关于爱迪生的"反传记"、汤婷婷的《女勇士》、莫里斯的《里根回忆录》和格林布拉特的《尘世威尔》等作品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在传记的外形中加入了更多的虚构和想象。传记要回应这一挑战就应当坚守真实性的原则并承认真实的相对性。

《人的命运》的表达艺术浅探

马尔罗曾是法国及西方文坛红极一时的当代作家和政治家。他的小说《人的命运》把一个帕斯卡式的主题放入到1927年上海起义的背景中,希望在历史中寻找到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的答案:即新的人生价值。人的不可沟通性造成了命运的不可知、不稳定和不可控制性,形成了矛盾冲突的焦点,造成了场景的断裂。《人的命运》是作者对其连续不断涌现的思想的追录。他将自己融入角色之中,通过大量相互交织的行为和思维场景来表现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并运用声、光、味觉来刺激读者的感观,把他们引入角色的主观世界。

关注东方革命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

安德烈.马尔罗是法国20世纪上半期的重要作家。他的写作生涯分为小说创作和艺术史论著两部分,而奠定他在法国文坛地位的则是他的6部小说。由于他年青时在东方的冒险经历,他的3部小说都以东方革命,特别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其小说对当代人的状况、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哲理思考。马尔罗是较早提出“荒诞”观点的法国作家,他对荒诞主题的独特表现手法对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现代派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尔罗与中国

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揭示了不同系统的东西方文明共同承受着价值危机的考验,都面临着生存的荒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以中国革命为题材,描写人类境遇,突出异国情调。他作品中的中国革命不是中国实际的真实的革命,只不过是他表现异国情调的背景。马尔罗借中国革命表达了20世纪一代人试图走出荒诞、走出危机的尝试与努力,他所塑造的中国"革命者"只不过是他思想的具体化身。这两部小说不能被当做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小说,它们只不过是马尔罗借中国舞台来演绎他自己所理解的人类境遇之作。

马尔罗小说中的“行动者”

安德烈·马尔罗是20世纪法国文坛的重要人物,他关于人类命运荒诞性的思考在当代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接受人类命运荒诞性的同时也强调要用行动来反抗这种荒诞性,他通过小说中"行动者"们的行动表达了对人类命运荒诞性的反抗。

从对马尔罗的解读看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提出了两种现代性,并把自己的后现代性看作是对现代性的重写。利奥塔没有对如何重写提出明确的理论指导,但可以以利奥塔对马尔罗的解读为例,来理解他提出的"重写现代性"。

论马尔罗的艺术形式理论

笔者从形式问题入手,试图发现并分析构建马尔罗艺术形式理论的基石。因为对作者而言,艺术形式同人类的生存一样,始终是其关心的首要问题。其次,论述变形这一命题,按照马尔罗的观点,变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和艺术生命的固有规律。最后,阐释人类、艺术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安德烈·马尔罗小说的哲学底蕴及其来源——兼论东方符号和道家思想对马尔罗哲学观念的影响

法国当代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学史的地位,对生存和死亡问题的哲学反思是他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哲学探索的初始阶段,马尔罗试图用纷纭杂沓的行动对抗生命的荒诞,但他发现了这种方案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他转而进入东方学,从东方丰富而玄妙的符号中获得启示,并通达和契合了中国道家思想的相关原理,实现了哲学层面上的飞跃。中国文化作为马尔罗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极大地提升了马尔罗小说创作的哲学高度。

马尔罗哲理与存在主义——论《人的状况》及其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

从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生存的意义和人道主义三个方面论述马尔罗的著名小说《人的状况》及其对存在主义代表作之一《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 ,充分说明马尔罗哲理对存在主义有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论加缪《鼠疫》中的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是西方文学的传统母题,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文学中的英雄主义特征也不断演变。作为加缪小说的代表作,《鼠疫》对英雄行为的思考更强调集体方式的重要意义,也显示出与卡夫卡《审判》中K先生截然不同的孤独体验。与加缪存在主义相关的哲学思想同样暗藏于《鼠疫》中,且与安德烈·马尔罗和让·保罗·萨特的创作世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鼠疫》中各色英雄的特征可以视为对传统典型英雄形象的消解和变革。

论“隐性东方中心化倾向”对中国形象的遮蔽——以国际马尔罗批评中的“强制汉化”为例

国际马尔罗批评中存在一种“隐性东方中心化倾向”,其本质是“强制阐释”:其显意识是对抗西方优越论,无意识则是追求将中国树立为西方的对抗性价值中心,忽略中国自身的文化血肉和价值内涵。在一些“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从作家本人到国外评论者再到中国评论者的“串谋”,彼此心照不宣地为对方的“强制汉化”做铺垫、行矫饰。通过分析国际马尔罗批评中这一阐释路径的形成原因和运作机制可以发现,“强制汉化”对中国思想文化造成的其实是各种“异化”“蛀空”和“窄化”,重塑文明地位的迫切心理会使“强制意图”盖过“阐释对象”本身。这种对中国文化价值失之偏颇、粗糙的构建,往往会于无形中巩固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强化文化偏见和情绪抵触。相比西方中心化对中国的“失焦”,这种“隐性东方中心化倾向”造成的“过度聚焦”是对中国具体身份信息的另一种遮蔽。

文学电影化:《人的命运》之电影艺术解析

《人的命运》中,作者马尔罗首先精心策划了小说电影化的开篇,随后又在整体的故事叙述中运用了电影化的技巧,与此同时,还在小说中折射出了其另外一篇文章“电影心理学概说”的诸多思想,从开篇布局,整体架构和互文展现三个方面呈现了作品“电影化”的文学艺术,并将荒诞哲学理念渗透其中,既保证了小说的艺术性,也实现了小说的理念性和美学性。

写作的想像——论马尔罗小说互文美学

马尔罗缔造的"想像的博物馆—图书馆"美学体系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互文"机制。他所有的作品可被视作一个连续的文本来阅读。主题的共鸣、艺术的参照和场景的互涉,构成了一个巨大开放的文学符号体系和彼此呼应的小说文本结构,从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元角度阐述了人类对荒诞境遇的反抗和挑战。

论旧上海中游荡的外国人形象——横光利一《上海》与马尔罗《人的状况》的比较研究

20世纪20年代,横光利一和安德烈·马尔罗,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了一个革命中的东方都市——上海。他们的代表作《上海》(1932)与《人的状况》(1933)分别描写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文学观念的作家,以外国人的视角反观中国革命,其营造的上海是一个充满死亡的象征性空间,进而展现给读者一个革命中的上海剪影。马尔罗和横光不仅提起出同时代作家较少注意的殖民地语境下的身份认同问题,同时多层面地对民族国家与社会阶级进行探究。

马尔罗《西方的诱惑》中的危机与启示

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其早期书信体作品《西方的诱惑》中以一个法国青年和一个中国青年的交互视角对东西方文化和思想进行双向审视和批判,以他者为镜像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检视,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文明危机意识。马尔罗以写作、艺术和行动作为摆脱个体危机的方式,同时尝试在东方传统思想中探求解决西方人信仰危机的方法,从而启示同样处于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中的今人以对话超越对立、以交流互鉴抑制文明冲突。

堀田善卫的《历史》和战后日本文坛的中国表述

1953年11月由新潮社发行的长篇小说《历史》是日本战后作家堀田善卫创作的所有中国题材小说中篇幅最长、叙事结构最复杂、出场人物最多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有"战后最宏大的政治小说之一"的评价。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创作笔记、作家手稿以及其他相关一手档案资料,深入解读《历史》的创作手法、创作过程、文本结构以及作者对茅盾《子夜》和马尔罗《人的状况》的模仿和重构;本文还试图以堀田善卫的《历史》为案例研究战败后日本文坛的"中国"表述及其特质,尝试由一项具体的文本分析出发,管窥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在对华表述和对华认知上所表现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