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合璧文献中的“V1着(O)V2”构式

清代前期的北京话中,"V1着(O)V2"格式使用频率高于以往,结构类型已趋于完备,满汉合璧语料中V1的开放程度更大,结构更复杂,语义更多样,[+持续性]并非进入V1的唯一标准,这些是受到满语影响的结果。从满汉对勘可知,"V1着(O)V2"对译满语并列副动词词缀-me、顺序副动词词缀-fi和持续副动词词缀-hai/-hei/-hoi。满语副动词的状位功能推动了连动式"V1着(O)V2"向偏正式谓语成分的发展演变,同时推动了"着"方式义的发展。"V1着(O)V2"格式大量使用,进一步弱化了V1的动作性。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与探索

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满(蒙)汉合璧文献语料价值的多角度挖掘——基于太田辰夫的相关研究与假设

满(蒙)汉合璧文献是太田先生研究清代汉语与北京话时使用的重要语料,由于时代与语言所限,太田辰夫并未使用满汉对勘方法,没有从语言接触角度去挖掘满汉合璧文献的独特语料价值。但是太田辰夫数种关于满(蒙)汉合璧文献语言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首先,应当重视满(蒙)汉合璧文献在汉语、满语、蒙古语及语言接触研究等方面的语料价值;其次,满(蒙)汉合璧文献内部差异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能将其中的汉文部分简单归结为北京话;再次,汉儿言语与旗人汉语的关系有待深入思考和验证;最后,满(蒙)汉合璧文献与威妥玛及其编写团队所著《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的改写关系也应当厘清。

清代满汉合璧语料中双“了”句的用法研究

本文利用《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百章)及其相关汉译本等语言材料,探讨双“了”句式在清中前期旗人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在所统计的语料中,双“了”的宾语以光杆型为主,其完成体功能鲜见持续性用法,部分双“了”句具有报道新情况等用法,与现代北京话均有明显的不同.通过《清文指要》的版本对比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双“了”句在数量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满汉合璧文献中,“双”了句对应于满语的一般过去式、肯定过去式等多种形式.双“了”句数量上趋于减少的主要表现是清代后期不倾向使用原有的词尾“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满语对汉语不同形式的影响.

从满汉合璧文献看近代汉语平比句标记“的+C”的来源与发展演变

本文讨论近代汉语平比句标记“的+C”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其中,“的一般”来源于蒙古语,最早出现于元代;“的似的”“的是的”“的一样/的样”来源于满语,最早出现于清代。虽然产生时代和来源语言不同,但产生原因基本相同。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满语和蒙古语在平比句表达中会出现表示“属格”或“时体”的语法成分,而汉语在相同的语言表达中出现了语法空位,因而便采用助词“的”来填补这一空位,形成了“的+C”标记。但这一表达方式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只有少量存留。这说明汉语语言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以适应汉语的结构规则。

老北京话“普律(里)”探源

老北京话“普律”一词源于元代蒙古语buri(全,都)。在《元朝秘史》中,buri音译为“不里”。从元至清末民初,音译词“不里”呈现出口语和书面语双线发展的面貌。在口语性较强的满蒙汉合璧会话文献中书写形式为“普里、普历”,北京话教科书及清代小说中出现了重叠形式“普里(哩)普儿”,朝鲜汉语教科书中还出现了“哺哩”“哺理”及重叠式“哺(铺)哩哺哩”;公文类书面文献中的书写形式为“普例、普律”。“普律(里)”是元代蒙古语和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经历了从元代汉儿言语到清代旗人汉语及老北京话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