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合璧文献中的“V1着(O)V2”构式

清代前期的北京话中,"V1着(O)V2"格式使用频率高于以往,结构类型已趋于完备,满汉合璧语料中V1的开放程度更大,结构更复杂,语义更多样,[+持续性]并非进入V1的唯一标准,这些是受到满语影响的结果。从满汉对勘可知,"V1着(O)V2"对译满语并列副动词词缀-me、顺序副动词词缀-fi和持续副动词词缀-hai/-hei/-hoi。满语副动词的状位功能推动了连动式"V1着(O)V2"向偏正式谓语成分的发展演变,同时推动了"着"方式义的发展。"V1着(O)V2"格式大量使用,进一步弱化了V1的动作性。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与探索

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清代满(蒙)汉合璧文献词汇研究的旗人汉语视角

清代满(蒙)汉合璧语言翻译类教材的汉文部分记录了旗人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文献的不断发掘和整理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和新的研究视角,帮助进一步认识旗人汉语的内部差异,从旗人汉语与元代前后汉儿言语之间的联系追溯旗人汉语的来源与形成,进而了解旗人汉语词汇的特征及传承情况。文献中大量口语词汇也为《汉语大词典》等权威辞书的修订提供了书证及新词新义。清代满(蒙)汉合璧文献不仅是汉语史语料不足之补充,也有待以此为基础开展独立的旗人汉语研究。

老北京话“普律(里)”探源

老北京话“普律”一词源于元代蒙古语buri(全,都)。在《元朝秘史》中,buri音译为“不里”。从元至清末民初,音译词“不里”呈现出口语和书面语双线发展的面貌。在口语性较强的满蒙汉合璧会话文献中书写形式为“普里、普历”,北京话教科书及清代小说中出现了重叠形式“普里(哩)普儿”,朝鲜汉语教科书中还出现了“哺哩”“哺理”及重叠式“哺(铺)哩哺哩”;公文类书面文献中的书写形式为“普例、普律”。“普律(里)”是元代蒙古语和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经历了从元代汉儿言语到清代旗人汉语及老北京话的发展过程。

满(蒙)汉合璧文献语料价值的多角度挖掘——基于太田辰夫的相关研究与假设

满(蒙)汉合璧文献是太田先生研究清代汉语与北京话时使用的重要语料,由于时代与语言所限,太田辰夫并未使用满汉对勘方法,没有从语言接触角度去挖掘满汉合璧文献的独特语料价值。但是太田辰夫数种关于满(蒙)汉合璧文献语言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首先,应当重视满(蒙)汉合璧文献在汉语、满语、蒙古语及语言接触研究等方面的语料价值;其次,满(蒙)汉合璧文献内部差异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能将其中的汉文部分简单归结为北京话;再次,汉儿言语与旗人汉语的关系有待深入思考和验证;最后,满(蒙)汉合璧文献与威妥玛及其编写团队所著《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的改写关系也应当厘清。

清代满汉合璧语料中双“了”句的用法研究

本文利用《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百章)及其相关汉译本等语言材料,探讨双“了”句式在清中前期旗人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在所统计的语料中,双“了”的宾语以光杆型为主,其完成体功能鲜见持续性用法,部分双“了”句具有报道新情况等用法,与现代北京话均有明显的不同.通过《清文指要》的版本对比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双“了”句在数量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满汉合璧文献中,“双”了句对应于满语的一般过去式、肯定过去式等多种形式.双“了”句数量上趋于减少的主要表现是清代后期不倾向使用原有的词尾“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满语对汉语不同形式的影响.

从满汉合璧文献看近代汉语平比句标记“的+C”的来源与发展演变

本文讨论近代汉语平比句标记“的+C”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其中,“的一般”来源于蒙古语,最早出现于元代;“的似的”“的是的”“的一样/的样”来源于满语,最早出现于清代。虽然产生时代和来源语言不同,但产生原因基本相同。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满语和蒙古语在平比句表达中会出现表示“属格”或“时体”的语法成分,而汉语在相同的语言表达中出现了语法空位,因而便采用助词“的”来填补这一空位,形成了“的+C”标记。但这一表达方式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只有少量存留。这说明汉语语言系统本身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以适应汉语的结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