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律的满汉融合——以旗奴告主法律的变迁为中心

清入关前所定离主条例鼓励旗下奴仆通过首告家主的不法行为,获得离主的机会。入关之初,即便与顺治律中严禁家奴告主的律文完全冲突,官方仍旧允许旗下家奴首告家主。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在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上表现出一些游移:既开始吸收顺治律中“干名犯义”条文制定相关条例,对家奴告主的行为做出一些限制;又比照关外法条新定一些鼓励家仆告主的条例。至乾隆年间,官方才彻底接受“干名犯义”律条,严惩旗下奴仆首告家主。官方对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从依照关外传统予以鼓励,到逐渐接受内地法律,最终转向严惩旗奴告主,是满汉法律融合复杂过程的真实写照。

清代“断脚筋刑”考论——兼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

清军入关后的断脚筋刑,直接承自关外满洲旧刑,主要用于惩治窃盗、逃人、贩卖人口、劫掠等犯罪。顺康雍乾四朝,该刑制经历了废而复兴、兴而复废的反复过程。乾隆三年以后,虽于制度上彻底终结了该刑,但在实践中一直沿用,迄清季而未绝。清代断脚筋刑的旋废旋兴,反映了"乱世用重典"的阶段特征,而其适用对象,自起初的旗人至后来的旗民兼有,折现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

评析沈家本与清末修律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在沈家本的统领下完成的。这次改革是在考察了中国固有法律的沿革得失,研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大量删改了清律中落后与野蛮的部分,制订出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法规,一举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着重阐述沈家本在此次修律过程中所持的法学观点和修律主张。

满族家规效力的历史与现实考察

满族家规是民间法的组成部分,可以法的效力为视角,对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从满族家规的现实根据看,在穆昆制发达的清代社会,满族家规有强有力的权力支撑,曾对家族成员的行为发挥着实际上的约束力;从满族家规的道德和心理根据看,它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相符合,对家族成员具有相当强的心理影响力。因此,满族家规在历史上具有相当的效力。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市民社会的出现,上述维度中仅有道德和心理层面在支撑着满族家规的效力,作为一种软性要求,今天的满族家规实际上起着树立并倡导家风的作用。

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形式美法则在满族服饰中的体现

作为我国的传统服饰之一的满族服饰已成为中国服饰乃至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体现出在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形式美法则,其中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设计完全是按照形式美法则进行切割和划分的,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通过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比例、节奏与律动等归纳出满族服饰中的规律。不断探索形式美在满族服饰设计中的应用,使学生掌握对形式美的构成规律,提高对形式美的全面把握,用形式美的视角去创造满族服饰。

朝鲜语元音和谐律松化与朝鲜语语系归属

朝鲜语的形成与语系归属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至今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的相似性较之其他假说更有说服力,并对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阿尔泰语中已发现相当数量的共同成分,其中与朝鲜语语言结构最接近的是满语,在研究语言系统论、构拟共同祖语的过程中,厘清满语对朝鲜语的影响,有益于朝鲜语本体研究及系统论研究。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普遍存在元音和谐规律,尽管现代满语和现代朝鲜语中元音和谐律的松化现象都很严重,但中世朝鲜语中的确存在规律整齐的元音和谐法则。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论析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晚清社会发展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现实需要、中西平等理念或思想提供的理论来源以及清末修律提供的实践基础等社会历史条件。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主要提出了满汉民族适用法律平等、司法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三个方面的满汉民族平等思想,并使之进入了法律体系,在相关修律成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法理派满汉民族平等思想具有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双重性质。

满汉法律融合视角下清代旗人立嗣法规的传承与变迁

清代旗人立嗣法规具有满洲法与汉法两种法源,主管机构、立嗣程序、嗣子户口造报等规定始终紧密结合满洲独创的八旗制度,嗣子择选与承继次序规范则借鉴了汉法的伦理观念,逐渐向既有的民人立嗣法规靠拢,这显示出清代立法满汉融合的趋势。乾隆朝以降,过继成为旗人爵职传袭的重要手段,旗人宗族的立嗣规范与国家律典基本一致。旗人立嗣法规的传承表明清代法律常规化的认识在民事领域有一定局限性,其变迁则展现出旗人专条的法源多种特性。

国家治理视角下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以顺治时期“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清代“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例考论--满、汉法律融合的一个例证

清代"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例源于满族法,在康熙时期才应用于汉人。满人设立此例的本意可能是限制主人对奴仆的人身权,而汉人社会则基于主仆名分强调家长与仆妇发生性关系是自甘堕落,应当予以惩罚。乾隆以后,清廷处理主婢之间性关系时更注重妇女贞节,逐步赋予仆妇反抗家主强奸的"权利"。

论宗教在满族传统法文化中的作用

法文化的研究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内在价值理念,为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行为特点,社会控制手段提供法理基础。法文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宗教的作用是最原始的,少数民族的法文化深受宗教法的影响,这也同样适合满族的法文化发展进程。满族宗教信仰萨满教对满族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满族传统神判制度的法文化分析

满族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在国家法一元论的思想下,学术界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研究,从法文化学的视角对满族进行研究在我国更属空白。以法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对萨满教影响下的满族传统社会中的神判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其独特的法律价值追求。

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二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满洲人为主体的八旗制度统摄旗人,以汉人为主体的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与民人,构成社会人群的基本分野。前人言及旗民法律关系,多强调其不平等方面。本文则通过对刑科题本有关旗民命案的考察,旨在说明:旗人与民人在命案审理方面基本享有平等法律地位。这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命案量刑标准、"宽严相济"原则,"存留养亲"律、"恩诏"减刑、"良贱相殴"律、命案审理程序。上述问题的澄清,有助于说明旗人在什么场合下享有特权,又在什么场合下不享有特权,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清代旗民(满汉)的法律关系。

系统论视野下的满族法文化结构要素分析

用系统论的研究视角对满族法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满族法文化这一系统是由精神、规范和组织形态这三大结构要素组成,这三大结构要素之间存在着均衡与突变。在常态下,精神、规范和组织形态这三大要素之间相互调适与维系,当某一要素遭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其他要素会自动予以调适,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均衡。但历史实践也证明,当其中一种结构要素发生极端变化时,这一系统会发生突变,从而引起满族法文化的结构性变迁。

清代刑部满汉官关系研究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权责甚重。部内满汉官并设,满汉关系对刑部的政务运作有着重要影响。有清二百多年,各阶段的刑部满汉关系表现不尽相同。清初,部内满汉之间矛盾较多,交流不畅,刑部采取的是满汉分治的管理方式。雍正及乾隆中前期,刑部满汉双方语言隔阂消除,但汉官办理庶政,满官决策大案的基本模式仍然延续。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刑部满汉官权力相对均衡,在打破了"汉人不办满事"旧例的同时,所谓汉官办庶务、满官决大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起来。晚清满汉堂官之间几无畛域,所有堂宫唯律例最精的汉堂官马首是瞻,是为"因其人而生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