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译官金指南的《北征录》与穆克登定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鲜译官金指南跟随清朝乌喇总管穆克登调查中朝边境地区,留下了记录全程的日记《北征录》,这是研究穆克登定界的重要资料。金指南本人因年老的关系,未能登上长白山亲历查水源、立碑定界的过程,但他记录了朝方亲历者的驰报、报状,由于这段记录不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容难免模糊不清,加之地名信息简陋,因此单凭《北征录》来判断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参考其他文献特别是双方的地图资料方能搞清全貌,分辨出穆克登定的“大红丹水上流”实指红土水而不是指今红丹水。《北征录》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中方隐瞒了制作地图(《皇舆全览图》)的最主要目的,而强调长白山定界,这是为了吸引朝方的关注,抵消对查界的疑虑,以完成边境地理调查和地图制作,反映了双方对查界关注的不同侧重面及宗藩关系下相互交往的实态。

抚顺地区满文碑刻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以满文碑刻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考察,对搜集到的碑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按碑刻撰写内容分类:主要有人物传记碑、纪事碑、纪功碑、实用性碑刻。按碑刻存佚情况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抚顺地区现存满文碑刻,除已经被相关部门登记保存的碑刻外,有新发现或未进行测量研究过的六通满文碑刻,这是本次搜集满文碑刻的重要发现成果。对这类满文碑刻,从形制、体量、文字分布、纹饰等情况进行梳理和汇总,同时结合方志、宗谱、目录、相关著作等对碑刻内容、碑主、归属进行认定。第二类为抚顺地区已经散佚的满文碑刻,通过相关文献钩沉采集,对碑体已经不存的满文碑刻进行著录,进一步丰富完善抚顺地区满文碑刻的相关信息。

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西夏人名的改译

清代四库馆臣曾经大幅度改译《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的音译词,其中,改动西夏人名主要比附藏文,个别词比附蒙古文和梵文.改译后的人名读音大致符合藏文词的书面形式,但语义多属无稽.校改者缺乏对宋代汉语方言的认知,仅用当时的官话来理解古书的译音字,终致滥用语音通转.校改者实际上并不会说藏语,除了藏文音节起首的复辅音声母外,他们只是套用满文的拼读法来理解和音译藏文的元音和辅音韵尾,导致校改后的词音有别于实际的口语.

清代上方大篆官印研究

上方大篆是行用于清代官印中的一种笔画盘叠的篆体。有清一代,九叠篆—上方大篆印制以明制为蓝本创建,印文样式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满文印文的演变,可将其划分为三期,此三期呈现的不同官印规制特征映射出清融合发展明制的模式:先机械照搬拼接,复有机嵌入构建,终融合创新超越。在创建印制的过程中,清统治者通过不断改制以彰显满洲文化特性、强化满篆礼制功能,从而建构满洲文化,并试图将满洲文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创建出满洲民族色彩浓郁的清代文化。

老满文研究

《无圈点字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使老满文的辩识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老满文借用蒙古文字母拼写女真语,在个别书写形式上亦受到其影响。本文结合实例,对老满文元音、辅音的书写形式及用法进行了具体分析探索。

《闲窗录梦》作者考

《闲窗录梦》是一部道光年间的满文日记。该日记因详细记载了清中叶北京社会经济、满汉关系、京旗生活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其作者的身份、家境等问题进行考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满文日记的形成背景和内容,拓展相关研究工作。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字研究7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满通古斯语言文字研究研究事业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从语料搜集到理论探讨的发展历程。70年以来的中国满通古斯语言文字研究可分为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11年、2011念到2019年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满通古斯语言文字研究获得的辉煌成绩可为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

满语文被清代统治者尊崇为“国语”、“国书”。作为清王朝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满语文曾经享有极高的显赫地位并发挥过重要作用。满文从创制、改革、完善、衰落史实经研究考证基本清晰,只是关于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学界尚有不同说法,本文对此进行辨析,确认巴克什达海于天命年间开始着手改革老满文,天聪六年完成并加以推行。

满文—谚文文献

朝鲜时代该地形成了一些满文—谚文文献,其中有翻译作品,如《小儿论》、《八岁儿》等,满文—谚文合璧,标音释义;又有满文、谚文、汉文三种文字符号交叉互鉴的《汉清文鉴》,为满语文和满文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俄罗斯满学学者与满学研究

清朝中后期,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各届传教士团和其他一些途径,俄罗斯学有专长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等地,研习满语满文及满族历史、文化,回国后或编纂满俄辞书,或编写语言教材,或者撰写有关满族历史、文化专著,或公开发表,或存其手稿,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满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满文圆唇后高窄元音字母形体之演变--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

满文圆唇后高窄元音字母在老满文中有阳性形体和阴性形体,分别用于阳性词语和阴性词语,但阳性形体与阴性形体混合使用的现象较为常见。过渡期满文试图用不同飾文字符号分辨两种字形,但仍未解决不同形体之间的混合使用情况。新满文u除了与辅音字母q、G、χ构成音节字以外,还出现于新满文中遗留的少量用老满文书写的词语当中。

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三)

盛京上三旗包衣(即盛京内务府)粮庄初设于顺治初年,为清朝皇室庄园。清朝对包衣三旗下人的人身控制非常严格,规定他们离开居住地都要向该管官请假,并规定每三年清查一次人口,称做比丁。盛京上三旗包衣粮庄比丁档册详细记载着盛京内务府三旗管领下粮庄人丁的家庭人口状况,包括其本人及子女的身份、名字、属相、年岁等信息,是研究清代人口问题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二)

盛京上三旗包衣(即盛京内务府)粮庄初设于顺治初年,为清朝皇室庄园。清朝对包衣三旗下人的人身控制非常严格,规定他们离开居住地都要向该管官请假,并规定每三年清查一次人口,称做比丁。盛京上三旗包衣粮庄比丁档册详细记载着盛京内务府三旗管领下人丁的家庭人口状况,包括其本人及子女的身份、名字、属相、年岁等信息,是研究清代人口问题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一)

盛京上三旗包衣(即盛京内务府)粮庄初设于顺治初年,为清朝皇室庄园。清朝对包衣三旗下人的人身控制非常严格,规定他们离开居住地都要向该管官请假,并规定每三年清查一次人口,称做比丁。盛京上三旗包衣粮庄比丁档册详细记载着盛京内务府三旗管领下人丁的三代人口,包括身份、名字,以及其父、祖的身份、名字等信息,是研究清朝人口问题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满文篆字与官印官书述要

满文篆字仿照汉文篆字创制,是满汉文化深度交流交融的产物。清代官印普遍兼用满、汉和蒙古等文字,在以往各朝极其罕见。清代官印中,以完整32体满文篆字的官刻图书仅有《御制盛京赋》,该书对满文篆字及用满文篆字镌刻的官印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满译藏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研究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一部流传极广、备受推崇的佛经。随着佛教的传播,它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对该经满译本的研究不仅使我们了解满文佛教术语的翻译,同时也对我们熟悉清代佛教对满族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蒙古阿礼噶礼字、新满文及近代蒙古文

蒙古文为满文提供了造字元素和造字经验,满文也为蒙古文提供了发展要素。1587年,阿尤什为了翻译佛经,以蒙古文为基础,参以梵藏文字母及其符号,创编了一套梵藏词语转写音标阿礼噶礼字。阿礼噶礼音标造字手法灵活,辅助符号繁多。1632年,达海参照阿礼噶礼造字经验,不仅创造若干新的满文字母,还创造了一批汉语译字和一套拼写汉语借词方法。其中一些新字和符号来自阿礼噶礼,尤其是h字的圆圈涉及梵藏文字。新满文的造字经验及辅助符号为托忒文和布里亚特新字所借鉴,同时其转写汉语的字母、音节字和拼音方法为蒙古文所因袭。因此,蒙满两种文字不仅具有源流关系,而且还有互相交流的一面,二者相互借鉴,遞相提携,成为粟特系最为发达的两种文字。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述论

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是指达斡尔人用满文满语创作的作品,不同于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历经17—18世纪萌芽、19世纪兴盛、20世纪衰落的发展过程,而敖拉·昌兴、顿吉纳、胡格金台等人的作品具有重要地位。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促进了达斡尔族母语书面文学和达斡尔族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

满语文与清史教学

如何挖掘满族文化的教学资源,将满语文引入清史教学,是当今值得引起史学工作者思考和重视的问题。满语文引入清史教学,不仅对丰富教学内容,深化知识、促进清史研究不断深入,有着积极的教学作用,而且还对巩固满族文化研究成果、传播满族文化知识、保护满族文化遗产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持久的民族文化教育意义。

清代汉语“见”组字声母特点——从满语中的汉语借词谈起

清代满语保存了大量的汉语团音字,这些字多以音译方式借至满语。通过对满语中汉语团音字的研究发现,清代汉语中的"见"组字的声母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均由舌根音腭化为舌面前音,而其腭化前的状态在满语里的汉语借词中完全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