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台山信仰的形成

从上古时期开始,中国就产生了祭祀名山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到五台山信仰的发展。在名山观念的影响下,五台山往往被当作其他山岳的参照,具备了祈福功能。在最初佛教与中国思想交融的时代,随着《五台山图》的流布,佛教的山岳信仰观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藏族人民自然崇拜的重要表现就是山崇拜,表现为神山观念。苯教时期,人们对于自然山体崇拜渐渐转变为对具体山神的崇拜,直到藏传佛教时期,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的护法体系之中。佛教中有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山岳世界观,由于五台山与“须弥山”在地理上的相配,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须弥山”。汉藏民族信仰的交融,对五台山信仰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化视域下五台山文殊信仰探析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确立得益于中外僧侣的累代构建,这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五台山“圆融无碍、平等不二、悲智双运”的文殊信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具有极大感召力,以五台山文殊信仰搭建“四海一家、共享繁荣”的精神平台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五台山文殊信仰创新发展,将文殊教义进行中国化、全球化的诠释,有利于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使其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

基于空间环境营造的城市设计分析--以四川旅游区文殊坊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成都文殊坊为例对空间环境营造设计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调研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功能性定位,总结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设计方法与设计手法,以及对文殊坊历史街区的空间格局设计以及其对街道空间设计、院落空间设计等进行分析探索。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诠释了文化特色与城市文化设计的完美融合,为其他现代城市历史街区设计及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图像解析——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三

榆林窟第2窟正壁中间绘文殊变,其上方为涅槃图,两侧为救八难图。关于这些图像的组合关系,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图像的细节进行了一一解读,认为这些图像应是以五台山文殊为中心,将《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和《文殊真实名经》的相关内容组合到一起,反映出当时文殊信仰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历史事实。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新样文殊”中的于阗王形象研究

在敦煌莫高窟220窟出现的"新样文殊",采用了文殊菩萨、善财童子、于阗王的三尊式配置方式,在以往的"文殊并侍从图"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并用于阗王替代了昆仑奴。在对文献的梳理与图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于阗王牵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胡王朝贡的图像,并且与《华严经》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于阗王的形象则是来自于活动于中原一带的西域商胡,这一于阗王的塑造来自于晚唐时期人们对于于阗的想象与神话。

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

敦煌莫高窟中保留了许多早期的五台山史料,对于了解当时五台山的历史面貌尤其是文殊信仰的流行具有重大意义。

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五台山文殊信仰形成考

五台山文殊信仰依托佛典经论、造论高僧、演法圣迹三种基本载体播散传承,其民间化过程中表现出由核心信仰群体、核心崇祀区域向外逐步地、多层次地扩展播散特点。其信仰形成过程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治统治、招揽民心甚至倚重佛教护持等心理积极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发展,使五台山文殊信仰由一种佛教民间化信仰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佛教信仰。

由文殊信仰的互动看佛教中国化进程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生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清凉传》著录研究——以《清凉传》在文献典籍中的著录情况为中心

《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是唐宋时期五台山的三本志书,《清凉传》是它们的合集合称。"三传"在各类书目及文献典籍中都有著录,通过对其著录情况的整理,可知《清凉传》成为《清凉三传》是一个不断增补的过程。"三传"尽管兼具传、志、艺文等性质,但就"三传"的作者宗旨而言,根本目的是辅助教化,是要建立和弘扬文殊信仰。

文殊山石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殊山石窟群现存窟龛计有百余,损毁严重,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和千佛洞等,均为穹隆顶,平面近方形的中心柱窟。自上世纪50年代史岩先生第一次实地考察之后,才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张宝玺、杨益民、唐晓军、井上豪、杨富学、施爱民、张小刚、郭俊叶等学者对文殊山石窟创建的年代、分期、洞窟形制等方面作过研究,成就不菲,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相近,有的截然相反。对这些学术成就进行总结,以观目前研究之得失,有助于文殊山石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阁院寺文殊殿正面的门窗

涞源阁院寺文殊殿是辽代木构建筑中最晚发现的一座,其正面还保存有相当一部分古老的格子门窗。门窗里的图案及其组合,是辽代特有的,具有明确的宗教意义,其中的悉昙梵字更是东亚木建筑门窗中的孤例。这些图案重新定义了文殊殿14m×5m的正面形象,体现了辽代显密圆通佛教的宇宙观,而且可能与建筑被以特定位置的观看——这一宗教活动紧密相关。而精细绘画般的立面设计本身,也成为宗教观念和艺术极为发达的突出表现,这种立面设计的手法与水准,在中国古代建筑实例中都是罕见的。

文殊本迹中的人文伦理内涵

文殊本迹中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伦理内涵,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精神文明可资借鉴和转化的一种价值资源。

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

五台山文殊信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一种菩萨信仰。上至帝王官员,下至僧俗百姓,他们弘阐文殊思想、尊崇文殊神灵、朝礼文殊圣迹、修持文殊法门、供养文殊佛像,这些行为中体现着文殊信仰般若智慧的本质内涵。

奝然来华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奝然是北宋时期第一位来华的日本僧人,他对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来华前,奝然所在寺庙虽与五台山有着较深的渊源,但奝然却经历了一个从并未将志向定位为五台山到志在五台山的过程;来华期间,在五台山的朝礼给了他心灵的冲击,终于使其下定决心建立日本五台山;回国后,奝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由他的弟子建立了日本的五台山。文章通过对奝然来华前、来华期间、回国后的考察来分析然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五台山--一张世界文化名片

五台山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著名的文殊道场,200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台山以山地自然环境与佛教“祖庭”灵鹫峰相似而种下佛缘,从东晋开始逐渐形成佛教活动中心。后经历代皇帝扶持、推崇,出现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相携发展的局面,并以佛教怀柔天下,借助政治辅助力量而更加发达兴盛,遂有佛教“首府”之称,且有了“五台归来不看庙”的美誉。五台山从清凉胜境演化为佛教文化圣地,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使僧俗共同经历战火洗礼凝结出红色文化,华丽转变为革命圣地,成为多种形态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新时代既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山西故事,更要让五台山作为一张世界文化名片,发挥其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走向世界。

《安重荣出行图》研究--一位五代粟特将领的“神化”

2000年河北正定发现了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德政碑残碑。在赑屃碑座上保存了一幅骑狮出行图,表现的正是碑主人安重荣。这幅作品在构图形式、人物职能特别是骑狮像这几个方面模仿了汉地流行的"文殊并侍从图",但是人物服饰、伎乐等方面还是保存着浓厚的粟特因素。狮子在粟特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含义,代表着英雄与王者。这幅线刻的作者运用汉地熟悉的文殊菩萨塑造、神化了粟特裔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