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台山信仰的形成

从上古时期开始,中国就产生了祭祀名山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到五台山信仰的发展。在名山观念的影响下,五台山往往被当作其他山岳的参照,具备了祈福功能。在最初佛教与中国思想交融的时代,随着《五台山图》的流布,佛教的山岳信仰观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藏族人民自然崇拜的重要表现就是山崇拜,表现为神山观念。苯教时期,人们对于自然山体崇拜渐渐转变为对具体山神的崇拜,直到藏传佛教时期,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的护法体系之中。佛教中有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山岳世界观,由于五台山与“须弥山”在地理上的相配,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须弥山”。汉藏民族信仰的交融,对五台山信仰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化视域下五台山文殊信仰探析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确立得益于中外僧侣的累代构建,这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五台山“圆融无碍、平等不二、悲智双运”的文殊信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具有极大感召力,以五台山文殊信仰搭建“四海一家、共享繁荣”的精神平台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五台山文殊信仰创新发展,将文殊教义进行中国化、全球化的诠释,有利于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使其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

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清凉传》著录研究——以《清凉传》在文献典籍中的著录情况为中心

《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是唐宋时期五台山的三本志书,《清凉传》是它们的合集合称。"三传"在各类书目及文献典籍中都有著录,通过对其著录情况的整理,可知《清凉传》成为《清凉三传》是一个不断增补的过程。"三传"尽管兼具传、志、艺文等性质,但就"三传"的作者宗旨而言,根本目的是辅助教化,是要建立和弘扬文殊信仰。

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

五台山文殊信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一种菩萨信仰。上至帝王官员,下至僧俗百姓,他们弘阐文殊思想、尊崇文殊神灵、朝礼文殊圣迹、修持文殊法门、供养文殊佛像,这些行为中体现着文殊信仰般若智慧的本质内涵。

五台山文殊信仰形成考

五台山文殊信仰依托佛典经论、造论高僧、演法圣迹三种基本载体播散传承,其民间化过程中表现出由核心信仰群体、核心崇祀区域向外逐步地、多层次地扩展播散特点。其信仰形成过程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治统治、招揽民心甚至倚重佛教护持等心理积极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发展,使五台山文殊信仰由一种佛教民间化信仰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佛教信仰。

唐代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士大夫群体关系探析

在唐代,僧人群体在文殊信仰由五台山地区传播、普及到全国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他们与文人、士子、官僚这些士大夫群体有紧密的接触,并通过译经讲学、游历巡法和寺学教育等诸多方式将文殊信仰传播、普及到士大夫群体之间。士大夫群体也出于政治、宗教或者心理等诸多因素主动地向文殊信仰靠拢,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殊信仰进行了改造。这使得文殊信仰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交融,进一步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传承管窥

文殊信仰,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悲大行大愿,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及美德。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按照文殊菩萨的启示,努力探索"第一义谛"之究竟,于佛法之微妙精深处上下求索,并将诸佛菩萨之教诲切实运用于实践之中,在修身律己中对治无始以来之习气,在知行合一中将身心予以净化,在正知正见中提升自我的生命层次,在自觉觉他中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这是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价值所在,更是其应被传承之精髓所在。

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

文章通过观音和文殊这两种菩萨信仰来分析中国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特色和实践趋向,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本质与发展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实践中的价值。

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文殊信仰初探——以出土文物为中心

有元一代,在崇奉佛法的蒙元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下,河西地区的文殊信仰获得了进一步弘传。这于相关文殊典籍的翻译校勘,佛教石窟与壁画的重修绘制及碑刻题记的刻写制作等活动中皆有鲜明体现。究其宏盛之因,概为:文殊信仰的护国护身性质既满足了人们寻求宗教庇佑的精神诉求,又适应了统治者以佛教强化其世俗王权的政治需要;汉—藏佛教体制双力助推;唐末五代以降河西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的影响。

丝绸之路视域下的文殊经典翻译——以汉译佛典为中心

丝绸之路不仅是世界商贸之路,也是中西宗教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宗教交往中最主要的是语言交往,这需要对域外经典进行翻译。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形成汉传佛教,更多是以经典为载体的。留存至今的汉译佛典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对于研究中西宗教语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从东汉开始,丝路高僧就翻译有文殊经典,经魏晋南北朝,在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北宋初年,陆上丝绸之路虽日渐衰落,但在新一轮的佛经翻译中,文殊经典也占重要一席。文殊经典的汉译,一直持续到元代。文殊经典是汉译佛典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以其为重要代表之一的汉译经典,在支撑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同时,不仅融入中国文化,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文明、道家文明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

乾隆帝与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中的第一菩萨,主智慧,地位极高。西藏称呼中原皇帝即为"文殊大皇帝"。清初诸帝对藏传佛教实行既推崇又限制的策略,至乾隆朝,乾隆帝被视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原与蒙藏地区的民族关系。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从佛弟子到被奉为诸佛之师,从代表般若智慧到代表整体佛教智慧,是印度佛教中文殊信仰发展的两条主脉。从争论文殊与普贤排名到提出"三圣圆融"学说,从确立五台山为文殊根本道场到建成佛教朝拜、修行、研究和弘法圣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的两条主脉。特例性质的文殊信仰在中印佛教中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