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向而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田康夫的“和平东亚”思想与实践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始终秉持其父福田赳夫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信念,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向而行,提出并践行“和平东亚”思想。他主张以史为鉴,倡导和平合作,反对战争,并为此付诸“日本践行”。他通过创建“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推出成果《十国前政要论“全球公共伦理”》,参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国际研讨会,组建“践行和平论坛”,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遇难者等,为中日和平友好及世界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福田康夫为之振奋,并将“和平东亚”思想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为“和平东亚”思想增添了新活力和现实意义。

塔里木盆地诸大河沿岸的天然草地及其人为活动的影响

塔里木盆地诸大河沿岸分布的天然草地,受河水流量及河床变化的支配,表现出隐域性、中生性、不稳定性和群落类型单调的特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特别是河水流量时空分配的人为控制,以及对植被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很多天然草地被毁或造成严重衰退。对现有草地应善加保护和合理利用,对其改善和根本治理,有赖于各大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规划、整治及其实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意涵——基于“命运”概念和共生共在政治伦理的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思考。"命运"是其中的重要概念,意指人类发展的前途,即全球化过程中人作为"类"的共生共在的美好生活。要理解、认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促进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政治行动,就要从伦理、利益和行动三个层面理解其国际政治意涵。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而做出的政治判断;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维护全球利益而形成的政治决策;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建共享原则而开展的全球合作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揭示的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是人类可以接受的新国际政治伦理观。这一思想揭示的新全球合作治理观和新的世界秩序观,将引导人类社会从竞争型治理文明转化为合作型治理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人类生存、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深度关联的理论与实践关怀策略。2020年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断地被强化和深度认同。总体来看,人类根据自身自由发展的需要,不论其实践目的、社会地理空间的性质如何,以物质流为纽带的生产共同体、以信息流为纽带的信息共同体和以认同流为纽带的行动共同体等,构成了人类共同体的实体内容。因此,中国抗疫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保障安全性的生产、畅通性的信息和以认同为基础的行动对于社会共同体治理具有结构化的有效性价值意义。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话语和行动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具体实践。这一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指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理念,而且还蕴含着一套叙事逻辑,更是一项实践工程,体现了"理念—话语—行动"的逻辑统一。其中,"理念"是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软力量,"话语"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形成共识的基础,"行动"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运行和发展的保障,三者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逻辑整体。从理念、话语和行动三个维度研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为有效打造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对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的中国智慧

全球公共物品即受益超出一国范围的公共物品。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大都可以归结为主权国家间的不合作问题。针对这一难题,西方学界提供了两种药方: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霸权稳定体系与基于规范主义视角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但是,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两种药方非但没有解决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合作难题,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正现象。究其原因,两种药方在理论逻辑与先验假设上都存在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使得两种方案分别具有霸权主义的底色与乌托邦的属性。若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确立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立足“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知、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为

面对人类发展转向、世界秩序重构与不同文明交互的全球性难题,格局"天下"的中华文化必须思考整个世界。作为新时代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思考、表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样态与发生逻辑内涵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知、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为三重价值意蕴,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自知性、反思性与创新性。在与时代的有效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中国开出世界方案的科学性以及中华文化解决全球问题的合理性。

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日益涉入风险社会。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风险,甚至在某些时期出现过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状况,但那些都不足以构成风险社会,而只有当今人类所处的社会可以被命名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所有风险都是社会风险(尽管有些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界);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共生共在;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社会重建任务是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人类只有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才能在人的共生共在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生存的保障。而既往历史中生成的许多观念及信条,只要与风险社会的现实相冲突的,就都应当抛弃。

行动的意义与规范的内涵

以中国哲学为背景,行动与做“事”相互关联,两者都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都需要规范的引导:没有规范的制约,行动和做“事”的过程往往会趋向盲目性、自发性,而行动本身也容易呈现负面性质。规范主要表现为当然,在理论上,当然与实然、必然彼此相关,但不能将当然等同于必然,一旦否定两者的差异,规范就容易衍化为强制性的原则。规范本身具有两重形态:作为目的的规范主要确定行动的方向,它制约着行为过程向何种目标发展;作为手段的规范则关涉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程序去实现行为的目的或达到行为的目标。作为目的性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范围古今中西而进退之”的性质。一方面,这一原则吸纳了仁道、“礼”等传统的规范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涵盖了近代以来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民主、自由观念,并将之融合于自身,在此前提下对此前的相关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扬弃和超越。

浅析人类活动对滑坡的影响——以澜沧江上游沿江公路某滑坡为例

基于对澜沧江上游沿江公路某滑坡的现场调绘、勘察、分析计算,初步分析人类活动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