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兵募出现的契机及其行军征镇功能分析

隋及唐初府兵军府集中分布于关陇地域,以关陇地域来挟制其他政治地域,形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支配格局。府兵军事力量配比呈现“内重外轻”的特质,使之无法实现对全国范围普遍有效的控制。兵募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府兵在其他政治地域军事功能上的不足。兵募在唐前期远征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中,发挥出重要的军事作用。兵募适合外线作战的特点也使之与唐前期边地诸道行军关系密切,因而逐渐取代府兵在边地的行军征镇功能,成为唐前期边地行军的主体兵员。

北周府兵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与意义

北周时期发展壮大的府兵制,具有入仕朝廷的特殊政治功能。运用府兵系统功能可将府兵军将身份转化为朝廷官员,而实现此种转化重要的政治通道之一便是府兵军号的阶官化过程。府兵军将拥有的最初作为职权标志的府兵军号,其功能出现了重要的分化,部分军号逐渐与本来职事相分离,转变为一类散而非闲的散秩;再由散秩历戎秩,呈现出品阶序列化发展,由此形成为一类具有进位授阶政治功能的阶官结构。戎秩与将军号序列相互交融,共同发挥本阶官位的功能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北周国家官僚政治体制的发展。

唐代制度结构变革中的关陇集团——关于陈寅恪先生之“关陇集团”概念的界限分析

陈寅恪先生提炼形成的"关陇集团"概念,是隋唐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然而,有些学者在运用这一工具研究具体历史时,并未准确理解该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本边界。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的"关陇集团"概念界限,主要由当时制度结构设计的格局决定。关陇集团以府兵制为中心,科举制则是破坏关陇集团的重要因素,关陇集团分化与瓦解的过程正体现在府兵制与科举制两种制度兴替更张的变革之中。

西魏关中本位政策乡土性的成因与影响分析

迫于现实军事与政治的压力,西魏国家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该政策将关中地域视作政权统治的根本,更将武川集团与地方武力融冶为一体,引导两类政治团体共同以关中作为乡土,一同卫护本乡本土,抗击来自乡土以外政治敌人的军事侵扰以及维护乡土内部的政治稳定。

唐朝时期府兵制中"兵"的地位变化述论

唐朝的府兵制随着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达到极盛,府兵制中"兵"的地位也空前地提高;唐中期以后,社会走向衰落,府兵制遭到破坏,府兵制中"兵"的地位也急转直下。"兵"的地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从极盛到衰落的社会的变化。

隋代府兵军府机构设置与沿革释证

隋文帝开皇年间由中央十二府与东宫十率府构成的府兵军府,各军府职能有所差异,军府之间存在内、外宿卫之分,府兵宿卫制度体现出重内轻外的特点;十二府中八府统领着府兵,其基层军府为开府府与仪同府,其后则演化为骠骑府与车骑府。至炀帝大业年间,将开皇时期的十二府扩充为十六府,十六府与东宫十率府在职能分工上有了较大调整,十六府中形成了以十二卫分统鹰扬府,左右备身府统领雄武府的组织结构,表现出结构功能分化的制度特征。

府兵制的创立和胡汉民族关系的改善——以族群关系理论为视阀

府兵制对西魏北周胡汉民族关系的改善有积极意义。从族群关系理论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制度打破了胡汉族群分层的界限,之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上下流动机制。居住格局也由原来的胡汉军士各自分居走向相互混杂居。胡汉两族人民对职业、社会分工的选择也更为自由,出现了兵农合一的局面。另外宇文泰在行政体制上采用周制,而在军事方面实行八柱国制度和改胡姓的政策也促进了胡汉两种制度的相互融合。这恰恰又体现了现了胡汉两个族群相互交流,由多元的族群文化走向隋唐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过程。

府兵制研究的知识领域与学术论争

关于府兵制的研究已逾百年,研究者在此期间不断提出问题,由此构建出多个知识领域,在领域内部及各领域之间形成诸种学术论争,成果积累尤为丰富,极大推动了府兵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与传统学术史研究不同,本篇述评关切的对象不仅在成果本身,更在研究者及其所从事的研究与成果取得之间关系的考量上。主要以研究者构建的府兵制知识领域为"纲",考察研究者在不同领域开展具体研究时基本的思维脉络;以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及由问题引发的学术论争为"目",剖析问题与论争出现的原因、导致的结果及其与成果之间的关联意义。

保定淮军公所历史考述——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保定淮军公所,全称为“保定淮军昭忠祠暨公所”,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经专折奏准,奉诏修建的一座集祭祀、办公和会馆功能于一体的清代徽派祠堂式建筑群。保定淮军公所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是李鸿章为纪念阵亡伤故于战场的淮军将士而建的第五座淮军昭忠祠,也是唯一一处昭忠祠与公所合二为一的建筑。根据保定淮军公所内现存的原始碑刻资料,对淮军公所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作简要分析,以期更真实地反映保定淮军公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