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毛诗序》之“风”义原始与承变

“风”字起源甚古,是研读《毛诗序》的要旨之一。但“风”义繁芜含混,历来解说诗序之“风”冗杂聚讼,未有定论。通过对“风”义原始的考证以及研判“风化”“风刺”等相关概念的嬗变历程,体认“风”的内涵从自然乐律之义渐次演化为巫术祭祀之助,最终融入政治教化体制的脉络,并明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时期,“六义”之名成为“风”的一个更具感召力的新义项,丰富了诗学体系的内涵,其也奠定了影响后世千载的诗教传统基石。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毛诗序》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及影响

《毛诗序》按照儒家话语模式对《诗经》进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构成了儒家诗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中国文坛上千年。在此论述《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

欧阳修以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疑古精神,发现了《诗序》本身存在的自相抵牾等问题,否定了传统的子夏序《诗》的说法,发宋人疑《序》之端,打破了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日趋僵化局面,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影响深远。但由于自身和时代局限,欧阳修对《诗序》又颇多回护之辞,这一矛盾也是造成《诗本义》在后世名声不彰显的原因之一。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20世纪《毛诗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主要是围绕作者问题 ,尊《序》与废《序》之争 ,《大序》的内容及对其的评价而展开研究的 ,认为作品非一时一人作 ,应该予以客观、公正地对待。通过对 2 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的学术清理 ,旨在为新世纪的《毛诗序》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毛诗序》风雅正变论辨析

《诗经》是古代认可度最高的诗体正源头,《毛诗序》提出的《诗经》风雅正变理论堪称诗体正变观的奠基之论。目前许多学者误认为风雅正变本没有或不应有"崇正"的内涵,虽普遍关注到其中"诗"之正变与"时"之正变的差异,但未明辨"时变"的双重含义——当时正统世运与时政兴衰。其实,风雅正变理论特色及价值正在于崇正推源,包含两个正变体系:一是最受瞩目的诗意格正变,与时政兴衰紧密相联;二是诗中所反映的世运正变,由正统周王室"王道"的兴衰决定,是其划分风雅正变的实际依据。而"源"与"正"、正统世运与时政兴衰无法重合的现实,则是其理论矛盾所在,也是历代风雅正变论争产生的根源。

《毛诗序》“六义”解——善阁读《诗》记(一)

"六义"是毛公借用《周礼》中"六诗"的旧瓶装的"六义"的新酒,它们的区别是:"六诗"是太师教乐工对诗歌的歌唱演奏技巧,而"六义"是作者对诗歌创作理论的创见。毛公"六义"中的兴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比和兴,也就是比喻和象征。毛公在解释《大雅.皇矣》中的比说,"择善而从曰比",应用到诗歌创作上就是选材。赋实际上就是要作者作诗推行教化。"六义"是毛公用儒家思想总结的诗歌创作理论,虽然还幼稚,还不完善,但为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宋代和民国两次废《序》运动看《诗经》学的转型

《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分别是《诗经》学史上两次极其重要的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其运动宗旨以及对新的《诗经》阐释方式的构建影响着《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的形成。废《序》运动推动了《诗经》学的转型。

论毛、郑对《诗经》的强制阐释——以《邶风·静女》为例

强制阐释现象不但存在于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领域,也存在于诸如《诗经》等传统文本阐释中。毛亨、毛苌《毛诗故训传》及郑玄《毛诗传笺》以《毛诗序》的说法为前在立场对《邶风·静女》的阐释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为了迎合这种前在立场,毛、郑不惜改变该诗大多数词语的训诂,甚至改经以就注。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应理性地对待《毛诗序》。既要合理地利用它,又要避免受其过度影响,以免对作品产生不恰当甚至错误的理解。

讽寓·语境化·规范性——综论欧美汉学界《诗经》阐释学研究

欧美汉学家将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定义为西方阐释学话语中的"讽寓"、"语境化"和"规范性"。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性化的分析态度摆脱了前期学者对中国《诗经》道德化阐释的反感情绪,开创了《诗经》阐释学研究的新领域,带来《诗经》研究的新变革。但对中国《诗经》研究中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毛诗序》研究中的盲点问题,导致他们在用西方阐释学术语来定义中国传统《诗经》阐释学的时候存在着诸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