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年间燕行录看朝鲜燕行使对毛奇龄的接受

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嘉庆以后被阮元等推崇,作为“汉学开山”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但乾隆时,中国学界中毛奇龄经学之批评者占绝对优势,毛氏因“驳朱”多被视为“经学之蠹”,仅有少数人认同其学识渊博及考证学之贡献。乾隆中后期,受到中国学界毛氏“反朱子”学术形象固化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毛氏“反宋学”“反朱子”多持否定态度。朝鲜燕行使或认为毛氏“反朱子”源于对明朝的思念,或通过对毛氏之批评获得对清朝的优越感,这既体现了朝鲜使者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又暗含了其在明清文化秩序选择中的矛盾心态。毛氏学术形象被中朝学者不断重构的过程正是东亚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

跨界影响:论韩东与毛焰的艺术互动

作家韩东与画家毛焰多年来的艺术交游颇具自觉意识,他们都强调与自身所处领域的“断裂”,并由此凸显跨界交流对彼此创作的重要性。在这一互动中,韩东吸取了毛焰的“慢”艺术观念,完成了由原来的“习作作家”向“作品作家”的转变,毛焰绘画的灰色语言在韩东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并呈现出相似的精神取向。以韩东为题材的作品《我的诗人》的出现,则促使毛焰在绘画中重视对当代人存在状态的深度表达,此外,受韩东“有距离的抒情”观念的影响,毛焰有意识地在绘画时克制欲望的表达,画面转入宁静乃至混沌之境。韩东与毛焰的互动是双向的、自觉的,并对各自的创作转型产生深刻的影响,体现了诗画互动的现代表现形式,对于考察现代语境中的文艺跨界行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川派中医韩懋脉学思想探要

川派中医韩懋,由儒入医,医名盛于一时。所著《韩氏医通》在四诊中尤重脉诊,继承《内经》《难经》寸口脉诊、分定脏腑和五脏平脉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法,并进一步详述五脏平脉及其诊断意义。韩懋以右尺切诊命门之火,认为三焦为其流行通道,元气为其表现形式,命门之火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对于各家脉学思想,韩懋提出自身理论见解,批判继承、补充发展。除此之外,韩懋提出绢上习脉,为后代学习者提供脉学学习范式。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总结韩懋脉学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脉诊思路。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俳谐的沉浮:韩愈《毛颖传》的经典化历程

《毛颖传》经典化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中唐到五代时期,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时代文学语境,使其遭受苛酷的嘲讽,但是柳宗元等人的称许和仿作的出现,则是其经典化的逐渐开始;从宋到元,随着宋代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愈地位提升和宋人开放的艺术襟怀,《毛颖传》在不断讨论、模拟、典故化中,被精英文人推上了文章经典的地位;明清两代,通过选本的传播、评点的文章学阐释和文人学者的进一步抉发,《毛颖传》在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也确立了经典地位。

汉初《毛诗》“不列于学”原因再探讨

学界对《毛诗》在汉代初年“不列于学”的原因虽早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如果仅将其简单归结为今古文之争的话,不仅显得过于笼统,而且也忽略了观念背后的更为复杂的内在动因。因为汉代四家《诗》学的发展变迁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毛诗》在汉初没有被列于学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其中除了传授和传播《毛诗》的大小毛公身处封国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一个外在原因外,汉初《诗经》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毛诗》本身的解诗理论与统治者现实政治需要的差距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毛诗》的政治命运和学术命运产生过重要影响。

毛泽东关于汉代帝王评价述论

毛泽东熟读两汉史,关注并评论汉代帝王,不仅为现当代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读懂毛泽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与史家评论汉代帝王相比,毛泽东更注重论说两汉帝王为政之得失,注意以史为鉴,并用以指导现实政治。毛泽东对刘邦、刘彻、王莽、刘秀的评价,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从毛泽东评说历史人物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其史学观念和文化性格,以及他在时代条件不同的情况下有所变化的历史视角和价值取向。

沧州《诗经》文化资源及其实现

沧州地区自古就有传授、研究《诗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西汉初四家诗之一的韩诗、毛诗的传授以及隋唐时期刘炫的《诗经》研究著作被收入孔颖达《毛诗正义》,分别形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里程碑。先贤遗留下来的珍贵而丰厚的《诗经》文化遗产,值得今人传承延续、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沧州地区的区域经济、文化事业、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

论茅坤对韩文的点评及其意义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对韩文不仅有字句章法等形式主义的点评,还对韩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学鉴赏,使用了“奇”“宕”等一系列范畴及其下位范畴,指出韩文蕴含的丰富情感,并将韩文与秦汉文对比,揭示韩文的渊源流变关系。茅坤明确批评韩愈的道学思想,对其文章艺术性的接受也有一定的限度,展示出茅坤的文体本位意识。茅坤在点评韩文中呈现出的文道观,相对明初具有灵活开放又不失本位的特点。

论《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及其影响

在二"南"中,《毛诗序》作者以后妃和夫人为典范,树立了女性规范标准,在十三国《风》中,作者借助对女性行为的批判与赞颂,突显和强化了这些女性规范,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女性礼教体系。在《毛诗序》中,作者是通过组诗贯讲、"美刺"以及女性形象礼教化解读来构建其女性礼教体系的。《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代表着秦汉《诗》学发展方向,以礼说《诗》,导致《诗》情感的失落;以《诗》传礼,《诗》沦为宣扬女性礼教的工具;学《诗》习礼,促进女性礼教化。

让诗歌插上音乐和绘画的翅膀——毛翰与“中国超文本诗歌的第一部成功之作”

毛翰教授是自20世纪80年代享誉至今的著名诗人、词作家和诗歌理论家,他还是"中国超文本诗歌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天籁如斯》的作者。他提出"让诗歌插上音乐与绘画的翅膀"的诗学主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有成就的超文本多媒体诗歌的探索者,毛翰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网络超文本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事实上,毛翰本人的诗歌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诗歌史。毛翰的超文本诗歌创作及其理论主张必将在中华网络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旴江医家傅思义论治时病经验

整理总结旴江医家傅思义论治时病的经验特点。傅老紧扣旴江流域气候特点认为此流域内人们感受温邪多于寒邪。风温是旴江流域"四时温病"中的一大类疾患,它代表了旴江流域温热类病变的基本特征与规律。立夏以后,暑热渐盛,又因暑多夹湿,故暑热、湿热是夏令主要致病邪气。因冬春二季气温较低,人们也会出现以寒热无汗、脉浮紧为特征的感寒病症,但傅老认识到实际上此感寒不比伤寒,故傅老谓之冒寒。

海昏竹书《诗》性质再探——兼谈海昏竹书《诗》之启示

海昏竹书《诗》部分简文已经发表,从序、“《传》曰”、诂训、异文,以及其他旁证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出海昏竹书《诗》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极大。海昏竹书《诗》诂训与毛传有很多相合之处,证明《韩诗》和毛传关系密切,《韩诗》可能借鉴并发展了毛传的注解。海昏竹书《诗》中的诂训很可能是对《汉书·艺文志》所载《韩诗内传》或《韩故》内容的摘抄,“《传》曰”可能来自《韩诗内传》,这为认识《韩诗》相关著作的形式与内容,以及补充前人对《韩诗》著作的辑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陈子昂的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更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反映出陈子昂在经学经世的影响下以文学经世的人文品格。

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

吴晗是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他的代表作曾多次改写,由抗战时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由僧钵到皇权》发展为新中国的学术性史学名著《朱元璋传》,在明史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史、史学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朱元璋传》的写作和修改,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影射史学不能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粗疏之风是史学研究之大忌。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论汉儒的诗教纲领——《毛诗序》理论内蕴再探

《毛诗序》重新发现诗歌的抒情性质,提出言志与抒情相统一的观点,为汉儒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又继承儒家思想传统,论述诗歌内容、形式、作用,强调诗歌的政治特征,将诗歌艺术纳入政治框架之内,从而形成汉儒的诗教纲领,为诗歌阐释和诗歌创作确立政治原则,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牧斋、钱孙保、毛子晋及其他——读黄裳《来燕榭书跋 钱牧斋先生尺牍》

本文对毛晋汲古阁刻本《后汉书》题记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辨析,澄清了自缪荃孙以来形成的错 案。对钱谦益晚年与毛子晋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