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欧阳修《诗本义》旨在辨正毛传、郑笺得失和归纳诗篇本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郑所代表的《诗经》阐释传统,对宋代《诗经》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

遍检《毛传》与《毛序》,《传》释诗义与《序》释诗义基本相同者达83篇之多,明显相异者只有3篇,且在解释体例上、在内容的相互照顾、相互发明上,都表明《传》与《序》存在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唐前所载《毛诗》资料系统入手,认为郑玄所谓"大毛公(亨)为《故训传》",既包括今《毛序》,也包括今《毛传》,《毛序》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经累积而成的,最终由大毛公(亨)"编纂而成",并体现出他自己的观点;小毛公(苌)则对《毛传》作了最后的加工、厘定工作,并在《毛诗》的传授中起到重要作用。

主体性的遮蔽与敞开——《孔子诗论》与《毛诗》论诗方式的差异

《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毛诗》共同面临着诗乐合一而以仁德为终极趋归的诗歌文本,孔子立足于文本,全力开掘诗歌的基本意蕴———带着个人的体验,使文本意蕴植根于主观体验之中,达到文本与主体情志的融合共生,这种“带着个人体验”的主体性阐释是孔子论诗方式的根本特征。《毛诗》悬置文本本义,却刻意经营诗歌对于王公大人的刺美之旨,指向政治教化,建立了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感知方式导引出相异的文本意义生发之路,折射了阐释者主体性之遮蔽与敞开的倾向。

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陈子昂的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更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反映出陈子昂在经学经世的影响下以文学经世的人文品格。

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毛诗序》

宋代以降 ,关于《毛诗序》的存废之争不断。但《诗经》研究界在批评《毛诗序》遮蔽了《诗经》“本义”的同时 ,又以《诗经》“本义”遮障了重新发现《毛诗序》诗学价值的目光。从现代阐释学和寓言诗学的视域看来 ,《毛诗序》已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 ,并具备有效的寓言化阐释策略。但是《毛诗序》

《毛诗传笺》的版本流传

郑玄所作《毛诗传笺》是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其版本流传问题极为重要。《毛诗传笺》的版本可分为三大类:一为唐及唐以前写本,一为唐宋石经本,一为宋及宋后刻本。现据相关资料考察《毛诗传笺》的版本流传情况。

从毛郑对假借字的训释看假借问题

《毛诗》中存在大量假借字,秦汉间的毛亨和东汉郑玄对这些假借字采取了不同的训释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人对假借观念认识不同,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假借用字的发展。

毛泽东与何叔衡的交往及其评价

何叔衡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开始于1913年,因为二人志趣相投,在革命实践中友谊深厚。毛泽东十分尊重何叔衡,特别欣赏何叔衡的办事热忱,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叔衡也常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孟子之后,知其解者,莫如毛公”——论《毛诗故训传》对《孟子》的诗学承袭

关于《毛诗故训传》的诗学渊源,历来争讼不绝。然而《毛诗故训传》的阐释重点在于"传",即诗义的阐发,从《毛诗故训传》这一本身的设置意图入手来看,《毛诗故训传》与《孟子》的关联更为密切,这一层面的相似性足以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这一渊源关系的判定,不仅再次确定了孟子为毛诗的重要渊源之一的观点,也为理清毛诗对先秦典籍的承袭的具体表现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论《毛诗诂训传》的语法价值

《毛诗诂训传》蕴含着丰富的语法观念,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语法的认识水平。这些语法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其表现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充分认识《毛诗诂训传》的语法价值,对汉语语法尤其是语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杜衡与《现代》杂志及写实主义

本文以杜衡的创作、批评、编辑活动为中心,考察1930年代写实主义的流变,梳理《现代》与《文学》的观念冲突、人事纠纷。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毛诗序》美刺说探微

儒者读《诗经》,力在通经致用,彰诗教于天下。《诗》学自先秦以降,分门别派,各有家法,却都未曾脱离伦理教化之旨。美刺讽颂,乃是《毛诗序》教化之核心。《序》之美刺,或有一篇而兼论二旨者,或有描写一人而又美又刺者,或有针对一事而美刺不定者,或有纯因顺序而决定美刺者。其中,又存在着自相矛盾、牵强附会等弊病,背离了《诗经》原意,未能真正彰显出其教化之作用。

从清华简《耆夜》看毛诗《蟋蟀》之成因与《诗经》早期的流传

出土文献清华简《耆夜》所保留的周诗《蟋蟀》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到底属于同源不同支,还是完全彼此独立的两个版本,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争论,甚至对于《蟋蟀》诗的作者也有争议。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此问题后,提出简本《蟋蟀》确为周公所作,而《唐风·蟋蟀》则与简本同源,系晋釐侯时经改编而归入《唐风》。进而推断,《蟋蟀》诗自周公始作起一直保留在宗周,至西周后期由周卿、大夫、列士和乐官传播至晋国,成为晋国乐诗。而西周时已有的其他诸诗亦如此类,在大约春秋初期由周王室传播至各诸侯国。

《毛诗》在初盛唐接受的三个维度

分别从统治阶层、普通文人、周边国家等不同层面,探讨了《毛诗》在初盛唐的接受情况。认为统治阶层主要着眼于政治教化,强调《毛诗》的政治功用;文人对《毛诗》的接受,与科举考试及文学复古运动相关;周边国家和民族对《毛诗》的接受,源于对唐王朝政治和教育的钦羡与效仿。

徐渭与毛宗岗对“祢衡骂曹”故事接受的比较研究

“祢衡骂曹”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诸多文人为此创作文学作品,其中以徐渭《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与毛宗岗修订本《三国演义》中的《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最为出色。毛宗岗在修订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显然受到了徐渭的影响,留下了相关的戏曲评点。根据德国接受美学学者姚斯的接受理论将徐渭与毛宗岗对“祢衡骂曹”故事的接受与再创作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比二人在理解、阐释和应用过程中的差异,探究接受美学视角下“祢衡骂曹”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毛泽东主席晚年所阅读的《老子》版本考述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毛主席曾经阅读过的《老子》版本主要包括: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张政烺审定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释文》、傅奕校订《道德经古本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

宋代以前《毛诗传笺》的现存版本情况述略

《毛诗传笺》是我国诗经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现存版本丰富,主要有:写本,石经本及宋、元、明、清刻本。文章根据相关资料,主要阐述写本与石刻本的现存版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