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

本文认为,德藏吐鲁番文书中的ch.2400、ch.3693、ch.3865、ch.3699四个写本残片背面残诗钞中的"晋史毛伯成"五字确为作者题署,由此可以判定残诗钞十四首诗中有十一首属东晋诗人毛伯成的作品。又据相关文献考察,知此诗卷正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毛伯成诗一卷"。在考证毛伯成的生平事迹时笔者还发现,毛伯成在东晋因避桓玄讳以字行而不以名行,残诗钞之所以题曰"晋史毛伯成"、隋志著录的毛伯成集子之所以题曰《晋毛伯成集》与《毛伯成诗》,就正是这个原因。

儒者之思与毛诗“正变”说

毛诗"正变"说是颇富争议的老问题。此说将周礼乐诗转换成为美刺讽喻的文字经典,它联系着儒家"周政共同体"的理想及其垂鉴万世的文化意识,并以经学的方式规定了后世的诗歌史路线。"正变"说饱含儒者之思,纯知识学角度的考辨难以体谅其背后的隐含意义。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欧阳修《诗本义》旨在辨正毛传、郑笺得失和归纳诗篇本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郑所代表的《诗经》阐释传统,对宋代《诗经》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毛郑对假借字的训释看假借问题

《毛诗》中存在大量假借字,秦汉间的毛亨和东汉郑玄对这些假借字采取了不同的训释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人对假借观念认识不同,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假借用字的发展。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论《毛诗传笺》中的语法观念

中国古代语法有其固定的模式,较早地为人们约定俗成地遵守。郑玄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语法观念,对中国古代语法做了自觉探索。郑玄的《毛诗传笺》中所体现出的语法观念比较突出,既有对《诗经》中实词和虚词的精确划分,对虚字的准确认识,又有对语言结构的阐释,对语序的辨析,还有对句法的准确分析。

论毛、郑对《诗经》的强制阐释——以《邶风·静女》为例

强制阐释现象不但存在于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领域,也存在于诸如《诗经》等传统文本阐释中。毛亨、毛苌《毛诗故训传》及郑玄《毛诗传笺》以《毛诗序》的说法为前在立场对《邶风·静女》的阐释就是典型的强制阐释。为了迎合这种前在立场,毛、郑不惜改变该诗大多数词语的训诂,甚至改经以就注。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应理性地对待《毛诗序》。既要合理地利用它,又要避免受其过度影响,以免对作品产生不恰当甚至错误的理解。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清人整理郑玄《毛诗笺》的成就与局限

郑玄是经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其所笺注的《毛诗》成为《诗经》的唯一传本,乃至于后世诗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郑学所作出的回应。清代的郑学研究可谓极盛,清人继承郑玄诗礼之义,辨析毛郑异同,申郑或驳郑都取得了卓越的知识学成就,切中了郑学训诂的某些症结。同时,清代研究者长于知识辨析,略于价值阐释,明显低估了郑玄诗学所蕴含的儒家意识形态诉求。

《诗·商颂·那》礼制与郑玄更礼

《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于是秦汉制度便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

尤袤本《文选》研究现状分析

尤袤本《文选》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李善注《文选》刻本,也是后世单李善注刻本的祖本。目前尤袤本《文选》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版本来源、价值、《李善与五臣同异》研究以及版刻问题。尤袤本《文选》研究的程度与其重要性尚不匹配,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待加强,关注点和角度需进一步拓展。

《文选》五臣注的“王张”及其经学阐释思维和注解方式

《文选》五臣注的出现与风靡以开元儒学的重振以及“诗教”精神的阐复为背景,是下层士子以文章、著述阐弘政教观念下的产物。其批评思想、注释体例深受以《毛诗正义》为载体的经学话语体系的影响。与李善注《文选》的“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不同,以激扬风雅自居的五臣通过“饰物反讽”与“假时维情”两大注解方式,对作者、作品的“秘旨”钩深索隐。以科举作为重要影响和传播媒介,五臣注对晚唐五代诗格的“比物讽刺”、“内外意”等理论具有直接影响。

《毛诗正义》的《诗经》编定观探本

对《诗经》编定的讨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具有奠基性。郑玄接受此说,但认为《诗》曾为周初大师编录,最后为孔子编订成书。《毛诗正义》提出大师、国史、孔子皆曾编《诗》,并详细阐发了其编选内容、方式、目的等。因《毛诗正义》以孔子“删诗”是在大师、国史编《诗》基础上的再次删编,故所存之诗自然不会有“三千余篇”,因此才会质疑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这说明学者对《诗经》编定成书的讨论过程,即是“孔子删诗”说不断被接受与质疑的过程,也是不断被阐发与诠释的过程。

论郑玄《毛诗谱》的结构形式及其成因

《毛诗谱》是郑玄晚年的《诗》学著作,其结构呈现为系于政教的双层形式,即显性的风、雅、颂层和隐性的空间层。风、雅、颂层是以政教为单一核心的可逆体系。空间层包含风目空间和颂目空间,前者以政教为尺度,呈以周、召为中心坐标,“广万里”的三层结构。后者以和周王室血缘的远近为尺度,呈以周王室为中心,以周鲁宋三国之域为地域范围的三层结构。究其成因,除《诗经》固有分类与标目情况的限制外,郑玄“天道成于三”的谶纬思想、“存二王之后”的三统观念、三层次的宇宙观及三重天下体制的社会现实等因素影响了《诗谱》结构的三重架构,而郑玄以政教思想与尊君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决定了《诗谱》结构的划分标准。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陈奂《诗毛氏传疏》的礼学思想探析

陈奂《诗毛氏传疏》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主旨为探明《毛诗》古义,尤其擅于考证《诗》中之礼。陈奂精通礼学,在注《诗》时经常对郑玄等前儒礼说进行驳正,对《仪礼》仪节进行考证,并根据《毛诗》对先秦逸礼进行发掘。他在疏中提出了诸多礼学观点,如《诗》可以补礼之阙、春秋有变礼、礼尚养老等。其解礼的总体特点一是重视文字训诂,二是擅于以经解经。

郑玄《毛诗笺》与“国史”情怀

郑玄是东汉晚期的经学家。他生当东汉桓灵动荡式微的年代,受到党锢之祸的牵连而潜心著述。《毛诗笺》是他的经学著述,他在其中融注了深沉的时事感愤,彰显出他的国史情怀。此书既可以看作经学名著,也可以视为郑玄"国史"的人格写照,从中可以考见其正直的人格精神与政治理想。

早期中国知识转型期的《毛诗》学——基于《毛传》《郑笺》差异的研究

据郑玄《毛诗笺》,毛公将独立成卷的《毛诗序》分拆,置于各篇之首,经文并附《毛传》,以此编成《毛诗故训传》。但是《毛诗序》和《毛传》在诗义理解上至少有四十多篇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毛公等西汉儒生并未对此作出调整或改动,知识的统一性并非他们的追求。但《毛诗笺》却是一部以《毛诗序》为纲,以诠释体系的统一性为目标的著作,这是学术史上毛、郑异同问题的根本所在。战国秦汉学术一脉相承,在两汉之际,早期学术和知识的类型发生了迭代,中古类型的学术和知识兴趣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毛诗》学体系中的毛、郑之别,我们会发现《毛诗》的解释在两汉之际也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开始从“被使用的文本”,变成了“被理解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