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古斯”看大通舞蹈纹——兼论生殖崇拜与原始舞蹈

本文由土家族毛古斯仪式舞蹈切入,论及原始宗教与原始舞蹈的关系,以及生殖崇拜在原始舞蹈中的具体形态。通过对大通彩陶舞蹈纹的创作背景的思考,将大通彩陶舞蹈界定为以生殖崇拜为目的的舞蹈类型,其连臂踏歌形式是原始舞蹈的主要形态,也是今天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毛古斯"和"大通舞"两者都是男性崇拜信仰的具体表现。

《毛诗笺》训释异《传》释例述析——毛、郑训诂词汇意义歧义之成因初探

本文从《毛传》、《郑笺》二者是否易字说的角度切入 ,通过部分实例的辨析 ,探讨单音语词训释歧义产生的原因 ,从而增深对《郑笺》词义训释的理解和研究。并试图对少数实例的训义去取阐述一己之见。

《毛诗稽古编》与清代汉学的展开

清代康熙间学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回归毛郑等汉人诗说,并参酌《说文》、《尔雅》等小学之书,考覈诗义,颇为精审。至乾隆间,得到吴中惠栋、钱大昕、王昶、江声等学者的传读推扬,成为其时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对于尊汉稽古、考核别白的清代"汉学"风气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毛诗稽古编》的考据体式和传抄影响的考察,展示考据理念及其实践在清学内部展开的轨迹。

《毛诗正义》单疏本考

《毛诗正义》单疏本,可分为两大体系: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包括已发现的敦煌残卷以及保存在日本的残卷。宋刻本中,北宋淳化刻本早已亡佚,南宋绍兴原刻孤本残卷保存在日本,日本尚有和刻本,我国亦有嘉业堂影印本。此外,宋刻单疏本中还有蜀本,但已不存。《毛诗正义》单疏本,不仅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还能够借以考索《毛诗正义》的原貌。

毛亨、郑玄、孔颖达《诗经》修辞训解比较

本文通过对毛传、郑笺和孔疏中对《诗经》原文的修辞训解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出了三家修辞观的各自特点,并对三者之间的传承发展脉络做出了梳理。

论萧光远《毛诗异同》的诗学内涵

《毛诗异同》是晚清遵义学者萧光远的著名经学著作,其中诗学内涵丰富:其一是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正变观的新认识;“淫诗”新论;对诗乐相通和《雅》《颂》失所的新证。其二是诗学方法。主要表现在,注重训诂;诗史互证;详玩文本;以情论诗。萧光远对《诗经》的阐释充分体现了近代经学与文学之密切互动。

从楚竹书《缁衣》篇看《毛诗》“缉熙”的训诂

郭店简《兹衣篇》和上博简《■衣篇》均有引用相当于今本《毛诗》"缉熙"的内容,郭店简作"■■",上博简经李家浩补释为"■=(■■)"。今本《毛诗》中"缉熙"五见,《毛传》在《昊天有成命》篇中训"缉,明。熙,广",除此之外的四篇诗中均训"光明",《郑笺》五处均训"光明",《诗集传》五处均释"续明"。本文从楚竹书《缁衣》篇所引相当于今本《毛诗》"缉熙"的相关字形,探讨"缉熙"的本义,认为《毛诗》"缉熙"的"缉"应训"续"义,"熙"应训"广"义,进一步指出"缉熙"训诂的差异在《诗经》诗意诠释上也会产生不同,这应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

通过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所做的考辨,认为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计算《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早期世次的积年时,应以22-25年为一世,而不是30年为一世。嘎仙洞是乌洛侯人报告的拓跋鲜卑先世的石室,但现在还不宜轻易断定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拓跋鲜卑的信史最早仅能上溯至成帝毛,昌意、始均等记载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不具有史料价值。拓跋鲜卑先世的第二推寅与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推演不是同一个人。计算拓跋鲜卑人口时固然可以按一“落”5人估算,但拓跋鲜卑人的“落”并不能等同于家或户。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毛泽东领导设计的新中国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尊重本国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的政治探索,启迪着未来制度设计的思路。毛泽东奠定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基本方法,他高超的战略艺术与精妙的领导方法仍然值得品鉴学习。毛泽东使得平民取向价值观与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深入人心,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价值参考。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

本文考述了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1)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缺乏史料依据,难以使人信服;(2)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符合辨伪通例,值得重视;(3)“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非无源之水,但只宜称“大衍图”“九宫图”,不必托名“河图”“洛书”。

《诗·商颂·那》礼制与郑玄更礼

《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于是秦汉制度便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

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

郑玄在《周礼注》、《毛诗笺》中对兴的认识有所不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美刺区别比、兴的解说,源于《周礼》“乐语”,是侧重从用《诗》方法的角度解说;在《毛诗笺》中以“喻”释“兴”,认为“‘兴’、‘喻’名异而实同”,乃是缘于毛《传》标兴解说诗本义,是侧重从《诗》之表现方法角度的解说。《传》、《笺》运用兴法解说诗本义,客观上促使赋、比、兴的含义由用《诗》方法转变为《诗》之表现方法。

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年的子夏《诗序》;第二,竹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竹简《诗论》的基本观点大多为《毛诗序》所继承。结论:《毛诗序》确实传自子夏。

早期中国知识转型期的《毛诗》学——基于《毛传》《郑笺》差异的研究

据郑玄《毛诗笺》,毛公将独立成卷的《毛诗序》分拆,置于各篇之首,经文并附《毛传》,以此编成《毛诗故训传》。但是《毛诗序》和《毛传》在诗义理解上至少有四十多篇存在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毛公等西汉儒生并未对此作出调整或改动,知识的统一性并非他们的追求。但《毛诗笺》却是一部以《毛诗序》为纲,以诠释体系的统一性为目标的著作,这是学术史上毛、郑异同问题的根本所在。战国秦汉学术一脉相承,在两汉之际,早期学术和知识的类型发生了迭代,中古类型的学术和知识兴趣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毛诗》学体系中的毛、郑之别,我们会发现《毛诗》的解释在两汉之际也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开始从“被使用的文本”,变成了“被理解的文本”。

《毛诗序》作者略说

《诗序》的作者,有孔子、子夏、毛公合作、国史、卫宏、诗人自制诸说,卫宏一说影响尤其大。但经过有关经、史材料的搜辑排比,则可以发现卫宏和国史之说皆不可信。对于前人所说的续序,也应该具体看待,有些被认为是续序的,其实在《毛传》中已有相应的文字,所以不一定都是出于后人所增。

楚简从屯、毛、丰、屰之字辨析

楚简屯、毛、丰、屰四者字形相近,尤其在合体字中,极不易区分,书手存在误写,学者存在误释。弄清四者之间的详细区别可以释读相关文字。如《清捌·邦家处位》简1■当释为“逆”,简7和8的■可能为《说文》“■”字异体,《上八·志书乃言》简3■似也当释为“■”。它们所从的“屰”有时可以简省最下一横笔,故《上九·灵王遂申》简4的■也应释为“逆”,《上八·命》简2的■也可能释为“■”。这种形体的“屰”是楚简常见写法,与毛、丰、屯,尤其是毛、丰字形基本相同,需要结合辞例辨别。另外,《清柒·越公其事》简32的“■足见”可能读为“指挛足蹇”,指的是手指屈曲、足跛。

再说“■”

《毛公鼎》"弗作先王■"之"■",是古文字学界至今未能解决的难题。根据字形、字词关系、辞例(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等,该字依孙诒让隶作"页(■)"最为接近原形,依王国维读为"羞",最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