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名物图说》图释《诗经》的学术价值

清代学者徐鼎所著《毛诗名物图说》,以文图互证的方式考证《诗经》名物,是《诗经》名物考证与图释的总结性著作。徐鼎深受乾嘉学风陶染,不以孤证,严谨考证《诗经》名物,群征博引但不拘门户,不循旧解,每有发明。其《毛诗名物图说》将图释《诗经》名物提高到和考证同等地位,一物一图,以大量生动形象、趣味直观的名物图像补充佐证考证结果,帮助探究诗义,使图释《诗经》名物取得重大突破。是书图文互注,以文证图,以图释文,是《诗经》名物和图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诗经》学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袁仁《毛诗或问》诗学观及释经特色探赜

袁仁是明代经学家,《毛诗或问》是其阐释《诗经》的学术著作。《毛诗或问》基于明代中晚期汉学复兴和袁家的学术传统,表现出明显否定朱熹“淫诗说”和认同孔子“思无邪”的诗学观。袁仁在明中叶学术研究转向之际,主张尊崇汉儒《诗序》而贬抑朱熹《诗集传》,于疏通经意中呈现出明显的汉学取向,对明中晚期至清代的汉学运动有推波助澜之功。

从敦煌《毛诗》写卷看清儒校勘经典的得失——以陈奂《诗毛氏传疏》为例

清代是校雠学的鼎盛时期,陈奂所著《诗毛氏传疏》是清儒研治《毛诗》的集大成之作,对《毛诗》特别是《毛传》的校勘成果丰硕,可据出土文献验证其校勘的合理性。敦煌《毛诗》写卷可以佐证陈奂在删汰衍文、辨正古今字、校理错乱等方面的成果,判定其部分疏失,而陈奂的校勘亦可助益敦煌写卷的整理与校订。

原本《玉篇》殘卷徵引《毛詩》用字的複雜性——兼及小學文獻的引書問題

原本《玉篇》殘卷大量引及《毛詩》,且與今本《毛詩》多有不同。通盤分析相關材料,發現《殘卷》中的多條《毛詩》引文應直接源自《説文》引《詩》,且總體上看,所引《毛詩》具有明顯的使用本字、使用正體的傾向。再進一步分析《殘卷》所引《毛詩》的性質,認爲《殘卷》中的部分《毛詩》引文—主要爲與今本《毛詩》相異者—應非真實存在過的《毛詩》文本;《殘卷》在徵引《毛詩》時參考了前代字書,同時注重使用本字和正體;在具體操作上,一者改易來源,將《詩》改標爲《毛詩》;二者改易引文,將其中(涉字頭)的假借和異體大都改换爲本字和正體。《殘卷》中的《毛詩》引文既有某本《毛詩》文本用字,又有《説文》引《詩》用字,還有改易後的詞之本字、字之正體。至於《殘卷》爲何將大量引文標記爲《毛詩》,很可能是出於突顯並區分某家故訓之意圖。類似現象在其他小學文獻的引《詩》文本中也能見到。在使用小學文獻的書證校勘字形及考察文本面貌時,應充分考慮其中的複雜情況。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毛诗说》的学术价值

《毛诗说》在陈奂《诗经》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陈奂《诗经》学训诂的总结,主要是陈奂对比了《毛传》与《尔雅》的训诂,并探究了两书训诂异同的原因。二是《毛传》名物制度图考。陈奂在《毛诗说》中对《诗经》中的文物制度,诸如宫殿、服饰、乐器等名物制度等进行了考证说明,并绘制详细例图,主要有五点,即宗庙方位图考、明堂图考、冕服图考、宫县方位图考、旟图考。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创作年代考——以佚文献为中心

通过梳理相关佚文献可证明陆玑并非三国时期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创作年代应在南北朝晚期。内证有二:一是《诗经》名物学的发展遵循着两条脉络,即训释名物从释诗义兼释名物到完全脱离诗义专释名物、训释内容从随文简释到内容多元,故完全摒弃诗义、训释颇为翔实的陆《疏》应产生在诸书之后;二是陆《疏》广泛吸收魏晋南北朝名物类著作。外证有三:一是三国时期,其他《诗经》名物类佚书与陆《疏》差异较大;二是南北朝时期亦有吴郡,陆玑为南北朝人与《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所载并不冲突;三是“疏”体受佛教讲疏影响兴起于南北朝,不应出现在三国时期。

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成书原因析论

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对《诗经》所涉一百五十余种动植物名称、形态、生长地等自然属性进行了详细训释,是《毛诗》博物学开山之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出现体现了《诗经》研究由重视“义理”到关注“知识”的变化趋势,是魏晋时期经学流变、博物风气盛行的产物,还与东吴统治阶层对古文经学、博物学的推重有关。同时,传统名物训诂学、地志学、本草学、农学等成果也为其诞生提供了广袤深厚的学术土壤。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文学性——以“蜮”的文学书写史为个案

《诗经》名物训诂专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非严格意义的经学文本,在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与博物之风盛行的创作背景下,这一经学文本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学性。从文本自身来看,该书在写作中采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如打比方、作比较等。从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该书与《博物志》《搜神记》等魏晋南北朝小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含沙射影”之“蜮”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的衍变为视角来比较这些相似的文本,进一步凸显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为经学辅翼之作,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文学性特质,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

汉初《毛诗》学派的形成 ,除了受先秦儒家诗说的影响外 ,河间地域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毛诗》学由产生、发展到逐渐走向壮大 ,以献王刘德为代表的河间儒学对先秦儒家思想文化给予了较为全面的继承 ,特别是对《毛诗》从文献保存、经典阐释到传播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实际上 ,献王恪守的“实事求是”、重视礼乐教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诗》

《毛诗稽古编》与清代汉学的展开

清代康熙间学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回归毛郑等汉人诗说,并参酌《说文》、《尔雅》等小学之书,考覈诗义,颇为精审。至乾隆间,得到吴中惠栋、钱大昕、王昶、江声等学者的传读推扬,成为其时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对于尊汉稽古、考核别白的清代"汉学"风气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毛诗稽古编》的考据体式和传抄影响的考察,展示考据理念及其实践在清学内部展开的轨迹。

《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

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对概念的同时,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毛诗》的美、刺以及由此衍生的直谏思想,是整个唐代文化精神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毛诗》的《序》《传》歧异原因析论

《毛诗》的《序》《传》歧异的有34篇,表现为《序》《传》矛盾、不相应和不相涉。其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序》《传》解释侧重点不同,《序》含混、前后矛盾,《传》误读经文,《序》《传》依据的材料不同,续《序》与《传》都据首《序》申发,但申发点不同,《传》对《序》有所修订,《序》《传》皆经多人续补等。

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毛诗补音》的改订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

《毛诗正义》虽作为《诗经》注疏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但其撰者及编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本文详细考辨了《毛诗正义》的编撰、修订次数及具体时间 ,缕析了《毛诗正义》的各次参撰者 ,以期有益于对《毛诗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孔颖达对《诗》的阐释绾合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对传统《诗》学的接受做出取舍并加以创新和超逸,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学思想

唐初大儒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疏解诠释涵括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尤以《毛诗正义》为著。孔氏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本论,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统一,形成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奠定了唐代诗学的理论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