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复现和“心声”再起——鲁迅早期的诗歌经验与《野草》的写作

“声”对于鲁迅的文学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留日早期,正是注意到“诗力”与“心声”之间的有机关联,鲁迅才弃医从文,进而投入“新生”的文学事业中;五四时期,随着一种文化政治的兴起,为了唤起更多的“真的声音”,一个“呐喊”的鲁迅也随之到来。可以说,“声”之探求构成了鲁迅人生展开的主要线索。如果说“呐喊”的鲁迅对应着一个外发性的启蒙自我,那么,《野草》的写作则意味着鲁迅经历了一次“声”的内转,即他通过自我内在声音的设定,完成了“心声”的找寻。在《野草》的写作过程中,鲁迅重新唤醒了早期的“心声”机制,“摩罗诗人”的重现不仅影响到了《野草》的写作方式,也参与到具体的文本构成。由此,鲁迅既重新“听得自己的心音”,也完成了自我的新生,进而以一种崭新的主体姿态投入对“无声的中国”的批判中。

忆作为文评家的恩师许国璋

许国璋先生既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也是卓越的文评家。素以评弥尔顿、雪莱著称的许先生,晚年另辟蹊径,旗帜鲜明地赞爱默生论莎士比亚不落窠臼、赞鲁迅论拜伦敢于申诉他与他笔下的该隐“争天拒俗”的精神。本文作者作为许先生的研究生和编辑,回顾了先生富有文学情趣的语言学课和几易其稿才发表的爱默生评论和鲁迅评论。本文通过分析这些文学评论,展示了先生治学之缜密、见解之独到,反对“跟风”“浮躁风”之坚决。许先生的教诲让作者一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