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地尺度植被重建模型MARCO POLO的应用分析——以柴达木盆地为例

立地尺度植被定量重建是对利用孢粉进行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一些新的定量重建模型相继提出,但其适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以柴达木盆地24个样方表土孢粉及4个湖泊表层沉积孢粉为研究对象,利用MARCO POLO模型重建立地尺度植被盖度并分析该模型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地形开阔且风力较大,干旱区的大型湖泊沉积物中往往容易富集超代表性孢粉,使这些孢粉的区域信号增强,从而降低孢粉类型筛选的正确率。若湖泊与样方间的距离较近,湖泊表层孢粉能够更好地反映样方所在区域的孢粉特征,则有利于提高孢粉类型筛选的正确率。MARCO POLO模型中的孢粉代表性R值是将孢粉含量转化为植被盖度的关键参数。由于受到孢粉自身生产、传播、保存以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样方的R值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在运行该模型前需保证R值能够准确反映立地尺度中各孢粉类型与植被盖度的关系。仅在以柴达木盆地为代表的干旱区对该模型进行检验,今后仍需要在不同植被或气候区进行深入研究以全面了解该模型的适用条件。

Marco Polo Parkside,Beijing Opens New Japanese Restaurant

Marco Polo Parkside, Beijing opened a new Japanese Restaurant, Matsuko, on January 28,2010. A traditional Japanese sake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otel General Manager Henk Meyknecht and Zhan Weiguo, CEO of Matsuko, opened the sake barrel and shared the sake

Marco Polo Dances Back to China

The national theater’s first dance drama premieres in late December The first original dance drama of China’s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NCPA) Marco Polo will debut at the theater on December 22, a move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launching excellent stage works to celebrate the theater’s anniversary.This December marks the theater’s third birthday.

元朝时期西方人的“中国观”

元朝是东西方大交流的时代,蒙古人的征战以及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得东西方在蒙古人建立的秩序下开始互相了解,这也是西方人“发现”中国人的时代。当时的教皇、国王派出了正式的使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的商人也陆续前来中国经商,使得当时中国的很多信息被传到了欧洲,逐渐勾勒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知体系,形成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元朝时西方人的“中国观”依旧包含了此前他们对中国人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他们很多论述还是用一种传奇故事的方法来阐述;但随着他们对中国认识的深入,欧洲人在对比自身不足的情况下,对中国还是有了一些客观的认识,甚至有些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连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马可·波罗与扬州

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港口,扬州在中外交流史和对外交往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可·波罗是第一位探索中国的欧洲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神秘的东方国度。在这本游记中,他提到曾在扬州担任官员且长达三年,并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扬州在20世纪80年代兴建了马可·波罗展示馆。然而,有些游客错误地认为马可·波罗在杭州担任官职,对西湖畔的马可·波罗雕像留下了深刻印象。为纠正这种误解,明确他与扬州的关系,该文将介绍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的形成,并重点介绍马可·波罗纪念馆建设的路程与其发展历程。

新疆塔什库尔干自然保护区马可波罗盘羊种群数量和栖息地初步调查

2005年7～8月我们在塔什库尔干自然保护区对马可波罗盘羊的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首先走访当地居民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确定盘羊分布范围,然后根据地形和水系,将调查区域分为Ⅰ、Ⅱ、Ⅲ、Ⅳ4个区。在每个调查区域沿河谷和沟谷设置随机样线,步行、骑马或开车沿样线搜寻盘羊,记录群体数量、年龄、性别、栖息地类型。通过调查以盘羊所在地为中心、直径200m的圆形样方中的地形和生态因子,确定盘羊利用的栖息地特征值,建立马可波罗盘羊对栖息地利用的模型。以1∶50000的地形图建立调查地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用ArcView3.2的spatial analyst模块进行空间模拟与分析,计算出马可波罗盘羊分布区内符合模型中的海拔、坡度、坡向等要求的空间的范围和面积。通过计算每个调查地区的种群密度、适宜栖息地面积等数据,获得种群数量估计值,进而得到保护区内马可波罗盘羊的种群数量的估计值。调查结果表明,马可波罗盘羊分布在保护区西部达布达尔乡的皮斯岭、卡拉其古、赞坎沟等帕米尔高原地区;种群总数在1500～1700只;保护区内盘羊分布面积为4012.17km^2,适宜栖息地面积只有641.16km^2,可利用的栖息地仅482.67km^2,仅占分布区的12.03%。过牧、栖息地破坏、非法狩猎、疫病和交流障碍是盘羊生存的主要威胁因子。建议通过调整保护区边界、恢复栖息地、防止疫病、加强宣传、开展多边合作等措施来加强马可波罗盘羊的保护问题。

东方百合“马可波罗”花器官的组织培养

以东方百合“马可波罗”的花被片、花丝、花托、子房为外植体,建立快速无性繁殖系。在本实验条件下,诱导花托、花被片、花丝、子房产生丛芽的最佳培养基分别为：MS＋6-BA 0.5～3.0 mg/L＋NAA 0.1～0.2 mg/L、MS＋6-BA 2.0 mg/L＋NAA 0.2 mg/L、MS＋6-BA 2.0 mg/L＋NAA 0.2 mg/L和MS＋6-BA 1.0 mg/L＋NAA 0.2 mg/L;丛芽增殖的最佳培养基为MS＋6-BA 1.0 mg/L＋NAA 0.1 mg/L;生根结鳞茎的最佳培养基为1/2 MS＋糖50～80 g/L＋NAA 0.4～0.8 mg/L。

河西走廊地区硒的环境地球化学与牲畜毒草中毒原因探讨

硒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国西部牲畜毒草中毒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对“硒中毒”的描述,但至今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为了澄清这一历史科学问题,笔者对河西走廊草原牧区正在流行的牲畜中毒地方病进行了野外调查,分析了该区草原生态环境植物、土壤中硒的含量。结果表明:①棘豆植物是马可波罗记载的引起牲畜中毒的毒草;②棘豆植物根部土壤与世界平均土壤硒含量相近;③棘豆属毒草硒含量远低于能导致一般动物中毒的3 mg/kg植物硒风险值。由此推断,引起《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国西部肃州牲畜毒草中毒并非硒中毒,中毒的原因是棘豆植物中的生物碱成分苦马豆素(Swainsonine)。

河西走廊棘豆毒草中的硒及其与牲畜中毒关系研究

河西走廊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棘豆等毒草泛滥成灾,导致大量牲畜中毒死亡。棘豆毒草导致的牲畜中毒症状与历史上马可波罗记载的古代肃州牲畜毒草中毒症状及其相似。为了确定马可波罗所记载的肃州牲畜毒草中毒是否与硒有关,本项研究对河西走廊地区主要草原畜牧区肃南县草原发育的棘豆属植物及其土壤中的硒进行了测定,测定结果表明:土壤硒含量平均值为0.205±0.173mg/kg,与世界平均土壤硒含量相近。棘豆属植物小花棘豆根、茎叶的硒平均含量分别为0.112±0.038mg/kg(0.052～0.174mg/kg),0.102±0.027mg/kg(0.066～0.158 mg/kg);黄花棘豆全株硒平均含量为0.066±0.009mg/kg(0.058～0.078mg/kg),种子硒:0.107mg/kg。可见该区棘豆属毒草硒含量远低于能导致一般动物中毒的3mg/kg植物硒含量。根据肃南县棘豆毒草发育的地理位置、牲畜中毒症状调查及其硒含量测定的结果,本文认为马可波罗所记载的中国西部肃州牲畜毒草中毒是棘豆属毒草中毒,其主要毒素成分不是硒。

高α-酸型马可波罗啤酒花挥发性成分的研究

采用HS-SPME-GC-MS方法研究了马可波罗啤酒花的挥发性成分,并与其CO2浸膏、分子蒸馏酒花精油及水蒸气蒸馏酒花精油的成分进行了对照,确定了马可波罗啤酒花中的主要挥发性成分并考察了加工工艺对其挥发性成分组成和含量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加工过程及加工工艺对酒花中的挥发性成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可波罗啤酒花的主要挥发性成分是以2-β-蒎烯、β-香叶烯、1,3,8-对薄荷三烯、d-柠檬烯、β-罗勒烯、古巴烯、β-石竹烯、α-葎草烯、δ-杜松烯、γ-杜松烯、依兰油烯、α-蛇床烯、β-蛇床烯、3,7(11)-桉叶二烯、1S,cis-菖蒲萜烯等为代表的萜烯类化合物和以丙酮、里哪醇、α-桉叶油醇、4-癸烯酸甲酯、乙酸香叶酯等为代表的含氧化合物,共鉴定出96个化合物,其中碳氢类化合物约占87.92%.马可波罗的CO2浸膏与其酒花颗粒中挥发性成分的组成及含量最为接近,含有78个共有组分,占峰面积总比例的96.92%.分子蒸馏提取得到的酒花精油由于工艺条件的影响,低沸点的萜烯类成分损失较多,共有组分有71个,除β-香叶烯外,共有组分的各相对含量与CO2浸膏极为接近.而水蒸气蒸馏酒花精油由于受热温度高、时间长,萜烯类等低沸点的成分大量损失,碳氢化合物仅占67.86%,且共有组分仅为56个化合物,精油中检测到大量萜烯醇及萜烯氧化物,表明在提取过程中酒花中原有的成分发生了结构转化或氧化.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肃州毒草及其生态环境背景调查

调查了《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中国古代肃州引起牲畜中毒的毒草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发育地的生态环境背景。结果表明:在马可波罗当年旅行经过的肃州地区,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棘豆Oxytropis,醉马草Achnatheruminebrians3种毒草大面积分布,已泛滥成灾,造成了数万头(只)牛、羊等家畜大量中毒死亡,严重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肃南县是毒草生态灾害的重灾区,狼毒、棘豆、醉马草在该区广泛发育。狼毒、醉马草、黄花棘豆O ochrantha发育在海拔3000m左右、降水量近300mm的祁连山中高山区草原生态环境;小花棘豆O glabra分布在降水量不到100mm、蒸发量可达2900mm、严重盐碱化的明花区走廊荒漠草原生态环境。棘豆植物分布区地理位置和牲畜中毒征状说明肃南县的棘豆毒草很可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引起牲畜中毒的毒草。

“马可”百合组培技术研究

以“马可”百合(Lilium bulbiferumcv.‘Marco Polo’)鳞片为起始外植体,MS为基本培养基,以不同激素成分及不同浓度水平来诱导“马可”百合产生小鳞茎。结果表明:“马可”百合的诱导可由外植体直接产生小鳞茎而分化成苗。诱导“马可”产生小鳞茎的最佳外植体为鳞茎内部的鳞片,将其作为不切开处理,并以鳞片远轴面紧贴培养基的方式进行接种,在MS+6 BA(1.0 mg/L)+IBA(0.3 mg/L)培养基上进行诱导培养,其平均分化系数达2.52。“马可”百合最佳扩繁增殖培养基为MS+6 BA(0.3 mg/L)+IBA(0.3 mg/L),小鳞茎的增殖系数可达2.60。采用1/2 MS+6 BA(0.3 mg/L)+IBA(0.7 mg/L)的培养基对“马可”进行生根培养,根条数可达8.0,生根率为100%。“马可”生根苗应用质量分数为50%多菌灵800倍液进行消毒处理,移植于河泥和珍珠岩的体积比为7∶3的基质中,成活率可达98%。

马可·波罗东游与长春真人西游——旅游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差异性研究的典型个案

游记是旅游者思想的载体 ,是旅游者自身的“感知地图”。在游记研究中 ,决不能忽略主体的行为地理差异。元代是东西方交通非常繁盛的时期 ,不少人由于政治、宗教、贸易和个人志趣等原因往来于亚洲、欧洲、非洲之间 ,流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 ,本文通过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部游记 (《马可·波罗行记》和《长春真人西游记》) ,分析了当时旅行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的差异性。从文化地理背景看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是道教徒 ;从旅游动机看 ,有商业利益和政治传道的不同目的 ,在风俗感受方面 ,一个是猎奇 ,一个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本文还通过这一典型案例 ,提出中国古代游记研究的三点启示 :即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视角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视野 。

郑和与马可·波罗的中国文化传播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郑和与马可·波罗的活动都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实施的对外传播。他们都是以离开本国进行远程文化考察与实践而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在传播学上成为古代异国文化的垦荒者。他们的文化贡献在于对殊方异域文化的勘察探险和描述追踪,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实践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给沿岸各国带去了中华文化中的仪式文化;马可·波罗在西方传播的中华文化除了货币制度文明外,还把中国的造船、修船技术以及养殖珍珠、采摘珍珠的技术传播到欧洲;《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朝各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社会文化,开拓了欧洲人的思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马可波罗涉足缅甸说质疑

国内外学者对马可波罗出使云南时是否到过缅甸尚有较大争议,从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缅国记载的详细分析,足以证明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缅甸。

马可波罗出使云南时间考

国内外学者对马可波罗东方行程和年代的注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马可波罗何时出使云南这一问题上更是存在着激烈争论。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可波罗寰宇记》及《马可波罗注》为主要参考依据,对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作了新的探讨,认为马可波罗出使云南应在1281———1282年之间。

马可波罗未到过亦集乃城考论

马可波罗在甘州与额里折兀之间插叙了亦集乃城、哈刺和林、巴尔忽平原诸地，以致国内外学者在其来华途中是否路经亦集乃城、哈剌和林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经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主要版本对亦集乃城记载内容的仔细分析研究，文章在考狄埃、伯希和等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马可波罗事实上并没有到过亦集乃城。马可波罗对亦集乃城的记载，应均为道听途说之辞。

论长老约翰从亚洲到非洲的“乔迁”

长老约翰传说盛行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欧洲社会。随着对亚洲认识的加深,欧洲人于14世纪把长老约翰的国度放在埃塞俄比亚。这一变化是在当时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欧洲与"复兴"的埃塞俄比亚有着反穆斯林势力的共同需求,远东长老约翰神话破灭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传统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激发了欧洲人对海外未知领域的探险热情,推动了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从而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