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海洋”VS.“封闭海洋”:分歧与妥协

“自由海洋”与“封闭海洋”两大理念之间的核心分歧向来是学者们的主要关注所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歧通常只是体现在“能否占有海洋”这一问题上。而对于“为何占有海洋”这一问题,两大理念事实上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正是这一妥协空间的存在,揭示了现代海洋治理体系得以形成的基础。有基于此,试图在理解两大理念核心分歧的基础之上,探讨两大理念能够达成妥协的前提何在。

“美国习惯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海洋秩序--基于沿海国和海洋利用国利益平衡的视角

与历史上“海洋自由”与“海洋锁闭”的此消彼长相呼应,海洋法上沿海国与海洋利用国的利益平衡在当下面临调整。作为非缔约国的美国,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与习惯国际法的连接,将“航行自由”奉为圭臬,以言说与行动不当地限缩着公约对沿海国权力的赋权。一方面,所谓的“美国习惯法”以国家实践、惩罚性后果与外交诱导的方式,对公约的平衡造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带有美国立场的学说传播和人员流动也间接助长此趋势。这使得公约缔约国借助“建构性模糊”勉力维持的利益平衡逐渐倒向海洋利用国。尽管如此,“美国习惯法”的实际影响仍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17世纪英国与荷兰的国际海洋秩序观之争

17世纪,欧洲强国围绕海上霸权的博弈激烈频仍。为了争夺海洋秩序话语主导权,荷兰学者格劳秀斯的《论海洋自由》与英国学者塞尔登的《海洋封闭论》先后问世,而两本著作所阐发的两种国际海洋秩序观则针锋相对。《论海洋自由》体现了当时海上头号强国的荷兰希望继续扩大海上优势的意图,《海洋封闭论》则反映了处于相对劣势的英国维护自身海上经济利益的目的。英荷国际海洋秩序观之争实则是重商主义时代背景下两国的国家海洋战略之争。

试论航行自由的历史演进

格劳秀斯在17世纪初提出的航行自由理念,结束了长久以来的海洋割据和垄断局面,开辟了海上航行的新格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发展航行自由概念的又一重要契机。在传承航行自由核心理念的基础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一步完善了航行自由制度:最终确认了内陆国的航行自由;将主权水域中的航行权由单一的无害通过权扩充至无害通过权、过境通行权、群岛海道通过权三类;从公海航行自由中衍生出专属经济区中的航行自由这一新型制度,还对原有的公海航行自由进行了"量"和"质"的压缩。届此,航行自由已经发展成为以公海航行自由和国家管辖水域中的航行自由为内容的综合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