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the key to achieve win-win results for both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Af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re divided into market incentive and command control types,based on the provincial-level data of 30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ts transmission paths are empirically tested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DI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all meet intermediary conditions,and the market incentive type is more dependen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hile the command control type is more dependent on FDI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The impact of the tw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further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and control typ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while there is a "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incentive typ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and there are also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mpacts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

This study employ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GTFEE)i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at investigated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T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GTFEE.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revealed that the results were robust.Potenti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TS can improve GTFEE include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positive effects varied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diferent regions-the result was pronounced in eastern China and developed cities,but it was insignifica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nd developing cities.This study confirms the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f China's ETS in improving GTFEE,and this is relevant for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

环境规制、国企民企高管激励感知与绿色制造

绿色制造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服务“双碳”目标要求的途径之一。研究立足本土企业家激励偏好存在差异的现实,基于面向制造业高管的297份调查问卷,利用多群组分析方法,对比了国企与民企中环境规制影响高管激励感知进而影响绿色制造的机制,得到以下结论:①激励规制与命令规制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制造、高管财富激励感知和政治激励感知,其中:激励规制对政治激励感知的正向影响,国企强于民企;激励规制对财富激励感知的正向影响,民企强于国企。②政治激励感知与财富激励感知均正向影响绿色制造,其中:政治激励感知对绿色制造的影响,国企强于民企;财富激励感知对绿色制造的影响,民企强于国企。③政治激励感知在激励规制与绿色制造之间的中介作用在国企中更强,财富激励感知在激励规制与绿色制造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民企中更强。④激励规制、政治激励感知和财富激励感知对绿色制造的影响,在建材、建筑施工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中更强。研究从国企与民企高管激励感知入手,丰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制造的影响机制,扩展了SOR理论的应用。

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证研究

税收激励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实现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交叠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绿色投资成本和强化市场竞争三个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强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主要影响实质性绿色创新、自主绿色创新和防控型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税收激励的认识,对协同推进稳增长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促进企业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自愿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正向真实盈余管理;反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复合作用促进企业进行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反映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轻(重)污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理论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引导企业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最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主要提高轻污染、非国有和东部地区等样本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轻污染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促进作用大于重污染企业。因此,面对环境治理压力,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过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研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征收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且相较于定性披露,其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定量披露;此外,环境保护税征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压力、提高审计监督力度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征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呈现地区分布、企业性质与监控程度方面的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双碳”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判断企业是否低碳发展的指标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结论表明:薪酬激励可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境规制增强了这一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门槛值0.021时,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效应研究

生态是最公平的福利,环境是最基本的民生,生态福利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文章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视角,采用Super-SBM方法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并运用门槛模型研究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呈波动上升趋势。(2)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呈“U”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呈“N”型。(3)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三种环境规制均正向作用于东部地区各省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

财税激励政策对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2012—2020年我国84家光伏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财税激励政策对我国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税激励政策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从影响机制角度,财税激励政策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显著提高了光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较强的环境规制能够负向调节财税激励政策对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从根源上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虽然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但对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知之甚少。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研究了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工业企业环境污染与实施生态工程的激励机制构建——以制药企业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非常严峻。各类企业排放的"三废"所引发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活与复合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制药产业是当前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之一,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施生态工程是一条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制药企业与市场、政府形成博弈关系。为了促进企业实施生态工程,政府应当制定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以及促进制药企业实施生态工程的激励机制,以保障企业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规制内涵变迁与现代环境法的演进

规制是各学科广泛运用的概念,法学层面的规制主要关注规制主体的法律架构、规制行为的合法性、规制程序的正当性以及规制裁量权的控制等。百余年来,规制内涵经历了由直接规制到激励性规制再到规制治理的变迁,这一变迁也影响到作为社会性规制之典型场域的环境规制与环境法,学界通常将建立在上述不同规制内涵基础上的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用“代”进行表征,其所折射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对环境保护目的和手段的认知差异。各代环境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基于社会变迁对既有规制手段进行的限制、修正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从形式上看,中国环境规制和环境法的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也呈现出由以命令控制为主的“监管之法”向强调多元共治的“治理之法”的演进趋势,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但是,当前中国环境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为理念上仍受还原主义法律观的支配,目的上未确立环境规制的权利保障目标,体系上难以适应风险预防和规制的要求,适用上尚未厘清各种规制工具的适用条件,内容上还需实现多元规范的协同和衔接。要发挥环境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就需要补齐上述环境法治的短板,以整体主义法律观作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环境权入宪入法确立环境法的权益保障目标,推动环境法由危害防止向风险预防的转身,优化各种环境规制工具的衔接适用,健全各种规范类型之间的协同机制。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明显,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有一定的条件。其次,高管短期薪酬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高管持股比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作用。而高管在职消费仅在东部地区企业中增强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随着“蓝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兼顾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客观选择,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日渐凸显。在系统阐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6年我国沿海11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作用及规制工具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并存在基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8.67;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但当前影响并不显著;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显著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制度演进及改进方向

我国环境规制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以命令与控制政策进行规制阶段到经济激励政策推广应用阶段,再到以信息披露为特色的政策创新阶段的演进。文章认为,未来我国环境规制要在工具选择、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和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政策整合这三个方向上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