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还是融合: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区别于以往在传统经济发展情境下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研究,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经济冲击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在理论上,构建数字经济冲击背景下城乡边际劳动生产力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实证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金融的效能。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分割,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差异,所有制分割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条件;第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的有效机制;第四,数字金融作为产业数字化融合的典范,显著抑制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此结论可为探讨数字经济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何种改变,以及带来这种改变的机制为何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结构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随着科技与金融耦合的不断深入,对其负向作用及脆弱性的研究不容忽视。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006—2020年省际科技金融耦合系统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引入金融结构,检验金融结构对科技金融耦合系统脆弱性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各地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呈上升趋势;(2)总体而言,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改善系统脆弱性;(3)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效果不同;(4)全国层面,金融结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会加剧周边地区系统脆弱性,分地区层面,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占比增加会带动相邻省份系统脆弱性改善,而中西部地区反而起到加剧作用。因此,应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银行中介服务。

乡村数字金融的幸福效应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为纾解农户金融抑制、助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可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群体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其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家庭幸福感,相较于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使用了数字金融的家庭感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会分别下降0.3%、0.7%和1.7%,而感到“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会上升0.3%和2.4%;同时经过样本筛选检验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处理之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其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不平等、促进消费升级和加强金融市场参与来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幸福感。其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女性高比例家庭、受过教育的家庭和低收入水平群体。

城乡要素市场分割、数字普惠金融与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具有跨地域属性的金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阻碍。本文采用2009—201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FG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乡要素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农村劳动要素向城镇转移以及城镇资本要素向农村转移等路径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既具有直接的资源配置效应,又能反向调节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在使用广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以及金融产品协同等子维度均得以明显发挥;同时,该调节效应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要素禀赋偏资本密集型以及失业率较高时仍然成立。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测度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提高金融素养和优化资产配置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在西部地区、低受教育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中更有效。据此,本文提出建立健全农村数字金融发展长效机制、充分释放“长尾效应”优势等对策建议,以期提升农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地区发展环境与农村产业现代化

文章选择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农村产业现代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发展环境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水平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提升能显著推动农村产业现代化进程,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现代化影响不明显。此外,地区市场化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政府扶持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可见,通过市场化调节而非政府干预的方式更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直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厘清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合理规定政府干预边界、探索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健全风险防范与监管机制以及强化金融科技赋能4个方面的建议,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技术革新使得金融领域进入了新时代,新型互联网金融也为新一轮乡村振兴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有待深入探讨。利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4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在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方面成效显著,且对处于相对落后地区以及中等收入的农村居民效果更加突出,但农村地区数字化水平不足制约了其作用效果。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向农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和收入分配效应直接或间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水平调节作用的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为降低农户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市场化水平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抑制农户收入不平等,市场化总水平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市场化子维度能显著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略强于数字化水平,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市场化总水平也能显著强化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农户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略论我国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及发展

村镇银行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新生事物,是弥补农村金融中介不足和促进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新尝试。以现代市场营销管理学的视角,首先从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村镇银行的机遇与挑战,然后从消费群、企业和产品定位三个方面探讨村镇银行市场定位,目的是寻找适合村镇银行的经营模式并开发适合"三农"的创新型金融产品。

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

本文首先通过对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结构的分析发现,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存在"路径依赖",农村贷款和财政支农的相对比例较低,这不利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然而,中央政府能够适时改变发展战略,愈加尊重市场的作用,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渐协调。然后,实证检验了1952-1977年、1978-1993年和1994-2012年三个不同的市场化进程阶段的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显现,且作用的力度不断增强。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论。最后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只有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相互配合,破除阻碍市场功能发挥的体制性和行政性障碍,才能破解农村融资难题。

我国农村金融“双失灵”及其矫正路径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但我国农村金融却长期存在着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问题。政府对农村金融的不恰当的干预不仅未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相反还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因而政府失灵是农村金融失灵的核心。只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培育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失灵问题。并提出了矫正我国农村金融"双失灵"的基本思路。

集团控制、融资优势与投资效率

本文在企业组织理论与投融资理论相融合的统一分析框架下,从集团融资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路径考察了集团控制及其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我们发现:集团化运作能通过多种途径放松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而集团控制所带来的融资优势对成员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因资金来源的增加而缓解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却因整体融资能力的增强而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分析显示,产权异质性对集团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的影响。集团化运作的融资优势在私有产权控制的集团公司中得到最大发挥,具体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而地方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则容易利用低成本融资进行过度投资;中央政府控制的集团公司融资优势不明显,过度投资程度也较轻。上述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的理解企业集团的"光明面"与"黑暗面"。

中国民营企业集团跨国并购融资创新模式

针对国内外企业集团跨国并购融资的现状,基于异常融资优序理论,构建了我国民营企业集团跨国并购融资创新模式——包括内部资本市场融资、战略联盟融资和金融创新融资。

农村土地银行的运作机理与政策测度

农村土地银行作为一种中介组织不仅能有效地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为"三农"提供以土地为标的物的资金融通服务。建立农村土地银行,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经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实现农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具有重要作用。建设我国农村土地银行要增加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制度供给,加大农地制度改革的力度。

市场化竞争对金融支农水平影响的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支持金融组织多元化以及形成必要的竞争环境，现实当中我国农村金融顶层设计也以市场化运作模式为导向。笔者利用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2006年-2011年全国农村商业银行业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农村金融机构间竞争程度与金融机构支农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当前竞争程度已经损害或者即将损害金融支农水平，这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顶层设计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实证研究同时表明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是提升其支农水平的可行途径之一。

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动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利用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数据,结合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对logit模型进行了扩展,加入了农村信贷市场、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农业受灾比例和老年抚养比,考察它们对省际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信贷市场越不完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高、农业受灾比例越大和老年人抚养比越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也就越大。因此,在中国农村金融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民分散农业风险和稳定家庭收入的一种有效方式。

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财政对策

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财政支农的"缺位"与"错位",引发了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增加需方补贴,强化供方激励,完善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释放金融供给潜力。

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测度与优化途径探讨

运用绝对集中度指标、相对集中度指标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进行测度,分析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带来的突出问题,并从进入壁垒、退出壁垒、产品差异化3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