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当卢纹样在国潮服装中的创新设计

海昏侯墓所出土的当卢纹样,蕴含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为现代国潮服装设计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文章分析了当卢纹样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征,探讨了传统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具体设计案例展示了当卢纹样在国潮服装中的创新应用,包括图案的简化与重组、色彩的运用以及传统与现代工艺的结合。通过消费者偏好调查,分析了消费者对不同设计方案的接受度,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优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图案创新与工艺精细度的设计不仅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通过文化与时尚结合的设计还能够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礼器与“汉道”:海昏侯墓“籍田”器的制度及政治考察

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器是昭、宣时代政策转向的器物表征。此种礼器被刘贺随葬于身旁,一方面是一种纪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劝农”之风的再兴以及“汉道”的调整。就“籍田”的礼制要求来说,田间劳作、宗庙祭祀与宴饮庆贺为三大主干内容。在礼器的选择上,刘贺墓中没有出现体现田间劳作的农具类礼器,而是以承担宗庙祭祀功能的鼎和宴饮庆贺活动中的灯作为礼器代表。前者作为宗庙之器,是祭祀时行礼的物品,更是“汉道”绵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配合着夜饮活动,与“劳酒”相关,因“劳酒”在时间选择上以夜晚为佳,故以灯为礼器代表。

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音乐学研究

该文首先对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调音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然后对这套编钮钟的测音采样和机测做了简单介绍。其后,该文根据《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一文,对这套编钮钟的音列以及其与同均三宫的关系、音准做了深入探讨。从这套编钮钟测音数据的乐学分析来看,其音列可以构成“同均三宫”:?A均?A宫正声音阶(古音阶)、?A均?E宫下徵音阶(新音阶)、?A均?B宫清商音阶(俗乐音阶)。但从这套编钮钟的演奏痕迹可以确知,这套编钮钟在当时并没有使用“同均三宫”,仅使用了?A宫正声音阶(古音阶)。

陕西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坡刘村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该墓葬保存完好。墓道发现“天水姜沖”铭文砖,墓室出土“西陵县侯夫人”印章及陶瓷器、铜器、金饰片等,并且还有位置明确、组合清晰的一批女乐俑。M2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伎乐演变、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研究

本文先后讨论了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的墓主和时代、伎乐俑以及随葬品分布,认为“西陵县侯夫人”有可能是晋末在陇城被斩杀的陈安属将姜沖儿的夫人,该墓时代可推定为前秦初年或更早。墓室中发现的伎乐俑表现的是世家大族蓄养的家伎,其组合配置跟汉晋以来流行的清商三调契合;墓内祭祀活动及其对应空间的存在最终决定了该墓随葬品的分布格局。

曾侯乙墓简中的车軎

曾侯乙墓简中的“■”,应该释为“刈”,读为“軎”。此字仅两见,其后记录“鎋”和“辖”,恰好与出土实物中的两件带矛车軎相对应。“■”,可能是记录带矛车軎的专字。带矛车軎何以装配在用作战车的日常用车之上,其因待考。

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比较研究

同为西汉中期诸侯墓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了数量相近的青铜灯。一方面,两墓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完善的造物体系,代表着西汉中期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器物文明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两墓的墓葬时间、墓主人身份地位、墓葬保存完好程度的相近使得二者的出土器物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本文试以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中出土青铜灯为例,通过对铜灯造型种类、制造工艺、所刻铭文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寻西汉中期经济社会与贵族日常生活的一角,加深对西汉历史的认识;在南北异曲同工的精美青铜器上,穿越历史的长河,感受巧夺天工的青铜艺术魅力和一个时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王侯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錞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揭示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5件衣箱中，其中一件（标本E．66）的箱盖上记有二十八宿的名称，盖面右侧绘一青龙，左侧绘一白虎。对于该衣箱的二十八宿星图以及青龙、白虎图案，学者多有讨论。但对于该衣箱的右侧图、正侧图、左侧图的画面意义，则鲜有人论及。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

本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屏风有关资料,对屏风文字进行了释读。在此基础上,对该屏风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行了讨论,认为其不仅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物像传屏风实物,也是迄今仅见的以孔子师徒为主题的屏风实物;屏风关于孔子的生年记载与传世文献完全一致,有关争论应可停息;屏风云孔子"姓孔,子氏"应为"姓孔氏"之误,"野居而生"则当为"野合而生";屏风文本与《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有密切关系;屏风中较多文字错误则表明,其可能只是刘贺为自保而以尊儒示人的一件道具。

从曾侯乙墓看曾国的军备

曾(随)以武立国,是春秋早期楚国的强劲对手。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 777件,随葬简册记载有大量的兵车,彰显出曾(随)作为汉东大国的军事实力。

乙二醛脱水加固定型曾侯乙墓和包山楚墓彩漆主棺

采用湖北省博物馆陈中行研究员发明的乙二醛复合液法脱水加固定型曾侯乙墓和包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棺,漆棺脱水处理后色泽正常,保持了脱水前的色彩,未发生开裂变形,强度与脱水前相比有大幅提高。

曾侯乙墓漆箱房星图考

运用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实际天象三者相结合的考证方法，认为曾侯乙墓漆箱侧面所绘天文图象为天驷房星图。房星又称为农祥星，其星神是古代天子或诸候在农历岁首于郊外举行籍田礼时祭祀的对象，因此绘有房星图的天文图漆箱是曾候乙举行籍礼时必须携带的重要仪具之一。

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

曾侯乙编钟、编磬所构成优美动听的金石之声,是曾国百乐之首,这类乐器可以形成立体效果和宏观场面,金声玉振的演奏可营造出隆重气氛。在古代礼、乐制度中对铸钟作乐也要加以限制并有具体规定,这种制度就是"乐悬制度"。悬即悬挂之意。三面挂钟者为诸侯,实际上曾侯乙编钟和编磬为三面曲尺形,即轩悬。用编磬摆放代替的一面,形成三面,即郑注引郑司农云"轩悬,三面,其形曲"。三面悬挂钟才是"曲尺形"的"轩悬"。

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的原因探析

从史籍的记载看,西汉多黄金,对此学者多有分析。通过梳理西汉多金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西汉赏赐等活动中的"金"是黄金还仅是计值单位,是西汉是否多金的关键之一,文献中表面存在的现象,实际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整理各地大型墓葬出土黄金的情况后基本可以认定,在汉墓中并不多藏黄金。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大量黄金的情况仅是特例,并不能据此而判定汉代黄金大量藏于地下造成东汉黄金量剧减。

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

通过“孔子传记”与《史记》的文字对比,可见海昏侯墓衣镜画像中“传记”的书写主要依据《孔子世家》,并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太史公自序》,而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其图案所描绘的孔子“长人”和“布衣宗师”的形象,又可见“孔子图案”,与《孔子世家》中同样吻合。如此,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整体创制,便是以《史记》为根本依据,“传记”与“图案”两部分可互为参照。

西北大学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增修

为纪念国立西北大学自汉中迁回西安60周年,通过文献调查与实地踏访,对68年前西北大学前身国立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缘由、发掘过程、主要参与者、出土文物、增修项目以及对当时、后世的影响作了历史性研究。结论认为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确认了墓主身份,奠定了历史基础,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大学在汉中8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续说晋侯邦父与杨姞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 64为晋穆侯墓,器铭“晋侯邦父”即穆侯费王,他与宋代著录器铭中的王臣叔邦父身分有别,不是一人。与M 64同组的夫人墓M 62是《左传》、《史记》中穆侯夫人齐姜之墓,M 63则据所出壶铭是另一夫人杨之墓。从宝鸡杨家村发现的宣王四十二年佐鼎知道,姬姓杨国之封已到穆侯临终,故杨的婚嫁在穆侯在位的后半,她生存到齐姜所生晋文侯在位的时期,这和M 63的14C测定年代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