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解释(三)不动产若干问题研究

婚姻法解释(三)在父母赠与不动产问题上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赠与人的意愿,具有合理性。其第7条第一款实际上遵从了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归属原则,在一方父母赠与房屋的情况下,所有权归属应以登记为准。解释(三)第10条不仅没有对女方不利,相反对于女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该规定不是一种认定婚前个人财产的情形,而是确立了特殊情况下夫妻离婚后不动产的分配规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动产应由夫妻共同共有。何谓个人财产的"投资收益"、"孳息"和"自然增值"亟待法律加以明确,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并不会侵害共有人的生存权。

婚前按揭房产分别所有制的法理反思——以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为对象

《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学界争论,尤其是第十条,将婚前按揭房产认定为个人财产争议颇大。在具体制度方面,对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的关系加以探讨颇有必要;在价值层面,支持者重视与物权法、合同法的衔接,体现了效率价值,但忽视了家庭和谐价值;反对者认为该解释违反公平价值,但对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关系缺乏探讨;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着重以法社会学和法价值论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反思和探讨。

谁动了谁的奶酪?——《婚姻法解释(三)》不动产若干问题研究

《婚姻法解释(三)》在父母赠与不动产的问题上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赠与人的意愿,具有合理性。其第7条第一款实际上遵从了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归属原则,在一方父母赠与房屋的情况下,所有权归属应以登记为准。《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不仅不会对女方不利,相反对于女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其不是一种认定婚前个人财产的情形,而是确立了特殊情况下夫妻离婚后不动产的分配规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动产应由夫妻共同共有。何谓个人财产的"投资收益"、"孳息"和"自然增值"亟待法律加以明确,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并不会侵害共有人的生存权。

“婚姻法解释三”房产权属条款的法社会学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十条无意于侵害婚姻的伦理本质,推进或构建所谓的"契约"式婚姻;也不是漠视目前中国"从夫居"的婚姻现实,忽略性别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只是行为的底线。婚姻法是私法,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协议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婚姻法解释三"对房产权属的配置所直面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毋宁是如何在离婚率增加、房价畸高、判决标准不一的情形下,为离婚时的房产权属争议提供公正、统一的司法判准。

论少数民族婚姻多样性与我国《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

少数民族婚姻多样性的习惯法规范与国家《婚姻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忽视这些冲突不利于国家法律的实施和少数民族特殊性的保护。利用法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视角,对少数民族多样性婚姻与《婚姻法》在原则层面、实质要件层面、形式要件层面产生的冲突以及调适的可能和办法进行探讨,将为现实中少数民族婚姻法制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必将为和谐社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提供法理支持。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思考

最近《〈婚姻法〉解释(三)》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其中第10条更是争议颇多,褒贬不一。该条规定体现了重视保护个人财产、实现法律公平的制度意义和强调权利意识与个人独立的价值意义,但仍存在在强调形式正义时对婚姻法的身份法属性重视不够、条文操作性差等缺憾。女性应通过婚前签署财产协议、充分利用保护弱者条款在婚姻中有效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

标准,抑或参考?——《婚姻法解释(三)》之“不动产登记”辨识

不动产登记是公示方法而非确定权属的标准,共同共有不排斥共有关系终止时的按比例分割。对"用共同财产还贷"的法律行为做合目的、习惯以及婚姻法价值取向的解释可以得出结论:《婚姻法解释(三)》之"不动产登记",无论是在确定父母赠与之意思表示时,还是在确定房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时,抑或在夫妻离异时确定房屋产权归属时都只是一种参考,而非标准。

不动产婚内共同还贷及增值的差异化计算——兼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的释明

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出发,分析了现有几种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计算方式之不足,在理解吸收这些方式的合理之处并加以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明的分步计算法,针对离婚时贷款尚未清偿完毕、购买不动产后经过一段时间才结婚等实际情况中出现的非理想情形提出了对共同还贷截止时间加以确定的方法,对相关法理基础进行了释明,对婚内共同还贷及增值的法律性质进行了解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妇女自杀或被杀的性别视角探析

195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婚姻自由和夫妻权利平等等方面赋予了女性法律主体地位,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这是几千年来婚姻制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这种根本性变革引起了源于父权制特权的乡村干部、婆婆、丈夫等的顽强抵抗,这些势力单独施虐或二者、三者合伙施虐都可能造成妇女自杀或被杀的惨剧。同时,性别又与阶级、民族、国家等因素密切关联,三者交织在一起,更加剧了妇女自杀或被杀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公正吗——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与房产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引发众多争议,争议焦点之一是新的司法解释中有关房产的规定对夫妻双方是否公正。新的司法解释重视个人自主权和尊严,有积极的一面,然而由于立法者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损害了妇女的正当权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

对《婚姻法解释(三)》热议问题的再认识

《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三个热议的问题需要再认识。一是关于不动产产权归属对女方是否公平的问题。不动产产权归出资方所有,这一制度只有与家庭劳务补偿制度并行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二是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收益、孳息和自然增值权属问题。孳息和收益应归于同一主体;立法应当严格界定构成投资行为的具体情形,以便在实践中清晰认定物的增值是收益还是自然增值。三是生育权的性质问题。生育权不是身份权,是人格权,并且是人格权中一种特殊的身体权。

从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看我国民法典对离婚条件的规定

《论离婚法草案》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法学专论,直接表达了他对婚姻家庭、结婚和离婚以及婚姻法等问题的法律观点。《论离婚法草案》揭示了婚姻的本质包含世俗、伦理和自由三大内涵,并揭露出普鲁士统治当局借宗教教律干涉婚姻事务是违背婚姻本质和颠倒历史的做法。离婚问题的实质是法律对婚姻死亡这一客观事实进行记录,任何强行维系已死亡婚姻的做法同样不符合婚姻的本质。婚姻当事人有离婚的自由,但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否则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婚姻法应当维护婚姻的生命,而不应纵容轻率离婚这类刻意造成婚姻死亡的行为。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离婚条件的规定,体现出立法者力求在遏制轻率离婚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离婚案件的“久诉不离”以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这与马克思关于婚姻家庭的法律思想和对离婚问题的科学阐释高度契合,符合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

建国初期《婚姻法》在徽州的贯彻落实

建国初期,徽州封建婚姻制度残存,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婚姻法》颁布后,徽州大力进行宣传动员;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全面掌握干部及群众的思想情况;组织检查小组深入检查贯彻情况等。《婚姻法》在徽州的贯彻落实使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婚姻自由观念得到传播,激发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但虐待妇女、妇女因婚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婚姻法》贯彻落实仍任重而道远。

试论建国初甘肃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1950年婚姻法颁布实施后,甘肃省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这一运动在使广大妇女获得解放的同时又造成妇女的依赖性和权利意识的缺失。摧毁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消除封建婚姻思想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完成,要使婚姻法成为甘肃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其任重而道远。

我国亲属制度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对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述评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是脱离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基础、落后于时代的亲属法。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的今天,编纂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为改革我国亲属法提供了机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在现行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改进,但是还存在较多问题,没有全面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对《婚姻家庭编草案》的进一步修改中,应当统一立法思想,确定民法典尤其是亲属法是私法、是权利法,而不是管理法,建立完整、科学的亲属制度,给人民行使身份权利以更多的选择,实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婚姻关系:价值基础与制度建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如何界定婚姻关系的本质,法学界众说纷纭。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清晰地感受到:婚姻关系既具有身份性和伦理性,又有财产性和契约性,它是社会综合系统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便是对婚姻关系的现实反映。其在规制婚姻领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同时,适时弥补了婚姻立法的不足,彰显了婚姻领域的人格独立与人格自由。

《婚姻法》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务劳动补偿的性质和地位都没有专门的规定,也缺少具体、明确的相关规定,这不符合男女平等原则也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笔者对完善我国《婚姻法》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超越爱情传奇: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与新中国的形象建构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地方戏曲与彩色电影的紧密互动。影片通过对民间爱情传奇与越剧美学风格的再创造,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参与建构了崇尚和平、尊重传统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主体形象。《梁山伯与祝英台》改造了以往故事中的“悲情”主题,并通过重塑祝英台这一女性形象,在国内放映期间引发了有关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成为宣传《婚姻法》的典范。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梁祝”的故事超越了以往爱情传奇的范畴,成为涵纳民间性、地方性、传统性等多重意义的空间。《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美学的多元视角,也包含着在冷战语境中重新认识新中国主体形象的方法,更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建设的开放空间与内在活力。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推定基石

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使夫妻财产关系成为舆论焦点,尤其是第七条被认为偏离传统的、合乎伦理的夫妻财产共有制,走向了夫妻财产分别制。因理论上一直未对一方婚后取得夫妻共有财产的性质进行全面论证,使得物权公示原则的适用范围存在模糊地带,亟待澄清。审视第七条两款的表述,其根据物权公示原则推定赠与人内心意思在解释技术上显得合理有据,实质上则有违物权公示原则,将以非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归入物权公示原则的适用范围,必然导致理论体系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