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

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文科知识体系近乎主导了中国文科百年以来的构建进程。在这百余年间,如何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重建中国理论话语一直都是世纪之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力图解决的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又一轮激烈的研讨。文章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通过史实的梳证可知,包括“浪漫主义”“意象派”“新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诸多英美文论的形成明显汲取了来自中国文化哲学的元素。以此延展,文章提出了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建构方法的新领域,提出属于自身的标志性概念、创新性问题。做到知识自主,更要做到阐释自主,才能解决话语问题,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说不出”“不想说”“不敢说”的“卡嗓子”难题。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精神会通处找寻建构路径——“第二个结合”与中国自主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初论

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话语的深度结合。二者的高度契合及融通,主要不在于概念、范畴、命题等的相近或相同,而在于它们都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批评的基本出发点,不仅有着共同的理论问题域或话题关注点,而且在文艺性质与功能、文艺批评标准与原则、人物形象塑造等核心问题的观念主张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或精神相通性。

“道”文化心灵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话语塑造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至高范畴和终极据点,在“思想-言说”结构及文化心灵方面形成了“道说希声”这一内在规训及根本特质。而正是“道说希声”,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文化以“致和”“成善”“养德”为基本心灵特征与价值追求、以“乐和”“忧患”“静朴”“逍遥”为根本精神、以“经世致用”与“味美趣美”为艺术审美追求的“道”文化心灵精神。“道”文化心灵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性、稳定性、基因型的结构力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根本的轨导与牵制的作用,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建构和生成了中国文学及文论追求大宇宙及大生命关怀、致力感物抒怀、以“意象-语象”为中心(“象本位”)、基于“道”的核心范畴性表达等结构性特征。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表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诸多方面反映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面貌。少数民族文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讨论和国家话语建构中,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几个方面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维度、时空维度及学科主体性角度重新梳理少数民族的话语结构,实现传统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话语的新形态。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文学阐释学:文化研究的挑战及其视域拓展

20世纪以来,众多新型理论观念纵横驰骋于文学阐释场域之中,持续制造了巨大的理论震荡。文化研究的崛起,不仅对文学阐释学构成了巨大的理论挑战,同时也为其发展赢得了开阔的阐释视野和强大的思想能量。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观念和阐释方法同时也诱发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问题。文化研究究竟是一种“强制阐释”,抑或是对阐释的有效拓展?显然,并不能将文化研究简单等同于“强制阐释”,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更新和话语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不仅推动了当代学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进而推进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与路径

中国当代文论还未完全建立本土性的原创话语体系。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六点入手:一是要把握时代精神,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二是要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来建构;三是要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基础上继续建构;四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五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相结合;六是要长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元理论思考

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下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已成为摆在文艺理论和批评界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任务。这是一个包含不同理论面向的宏大系统工程,需要在面向现实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实践维度上展开具体理论之思,更需要在面向文艺评论“元理论”问题的思辨维度上展开抽象思想之辨。就后一维度而言,需要解决许多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有大小、主次之分,其中哲学基础、建构路径、文艺观念、标识概念、批评标准等是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具体建构路径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走“两个结合”的道路,而文艺观念、标识概念和批评标准则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构成,它们既是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或主体内容,也是实践维度上文艺评论话语生产得以生成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确立了科学主体的地位,并在20世纪40年代确立了其民族科学大众的根本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三大体系”有其丰富的内涵但三者发展并不平衡“;三大体系”建设具有开创性和范式性,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建构研究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可以分为学科、学术、话语三个方面。建构学科体系,一是要建构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二是要加快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教材体系建设;三是要加强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四是构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优势学科。建构学术体系,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要坚持创新导向,提倡原创性;四是要关注中国现实,突出民族特色。建构话语体系,一是在建构对象上要以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为中心;二是要重视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也即建构者本身的建设;三是在建构方法上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下的“事件化”策略。

现实主义思潮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化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中,理论预设与创作实践上的错位体现在“为艺术”还是“为现实”的歧异上。在历史化的动态发展语境里,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被理论家不断地阐释与更新,并逐渐生成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儿童文学思潮。从发生期融入人学体系的考量,到革命与抗战语境的思想牵引,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建构和彰显。在新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方向性选择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复归助益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创构。新世纪儿童文学聚焦“中国式童年”,深植于现实的文化土壤,为规避堕入轻逸境地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方面贡献了文学的力量。

从晚清到五四:外国文学翻译走向现代之路

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盛况空前,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一书研究视角切中该时期多维的翻译言说与实践关系,披沙拣金,突破五四时期翻译史研究以言说为依据、默认翻译实践与言说一致的模式,使言说与实践的多维关系从隐身走向现形。一则见解高卓,从宏观视角对五四时期的译本作系统和整体考察;再则其探骊得珠,以《新青年》为典例,从微观角度探究五四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传入盛况。引而申之,触类而长,其研究对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极具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空间转向”的本土化以及网络文学空间叙事研究趋向

中国叙事学在受到国外研究影响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不断从本土叙事资源中探索新路径,开创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但在空间叙事的“本土化”方面,囿于古典小说对于时间的高度依赖和现当代小说对于乡土书写的执着关注,导致空间研究一度被忽视。伴随着与网络空间关系最为密切的网络文学的崛起,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逐渐受到重视。以硕士研究生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对网络文学的空间叙事表达了较多关注。这一发展趋向基本契合网文的“青年”属性,表明Z世代不仅在网络文学阅读和批评上,甚至在理论研究层面,都能够立足网络文学这块热土,依仗互联网原生居民得天独厚的网感优势,朝向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创新的伟大使命进发。

何以载道:理学语录在宋代的话语论争及意义建构

作为承载理学思想的重要著述形式,语录时常被认为是异于注疏和文章的,能延续讲学精神、发挥面谈口授优势的文本,然而这一认识与宋代理学家的意见不尽相合。语录乃介于口传与书传之间的特殊形态,其口传的优势不能掩盖它在书传方面的弊端。因记录者介入而导致的文本失真、失控,以及编纂和运用过程中对无功利、重体会的理学精神的背离,使语录遭到程颐、谢良佐等人的批评。批评者表面上否定了语录,但实际上起到了规训语录的记载和阅读行为,使其回归格物致知正轨的作用。语录与文章均属载道之具,本无优劣之分。二者的对立乃理学日常化理念所引发,“作文害道”与“语录非文”的话语争锋印证了它们在不同空间的局限与活力。

蝙蝠文学话语的资源场域及价值维度

蝙蝠,甲骨文、金文均无著录,篆书辑之。作为一个话语,它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尔雅》。两汉至隋,蝙蝠之于文献的出现便稍多起来。唐宋、金元、明清蝙蝠诗句层出不穷,散文、小说、戏剧也多有描写。近、现当代以来作家对它的认识趋向丰富、复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恢复了蝙蝠的本来面目。外国文学自古迄今也有许多描写蝙蝠的文学作品。蝙蝠文学话语的资源场域比较广阔,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价值维度由古代的单一变为现代的多元,由一味否定经否定带肯定变为完全肯定。近现代以前,对蝙蝠的文学认识总是陷入片面、极端和悲观的泥淖,带着偏见、嫌弃和歧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蝙蝠,争取尽可能与它永远和谐相处。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放逐”与“回归”--以《牡丹亭》“花园”的叙事功能为观照点

作为与“家园”同义的“花园”在《牡丹亭》中并不纯粹是“符号化表征空间”,其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表现为以“家园”空间为核心的“放逐—回归”叙事模式。然而,我们也应区分中西文论之哲学支点殊异,需对这一叙事模式进行本土化书写。而对于“花园”叙事意义的分析,将涉及前人业已讨论的空间与权力、空间与性别、空间与存在等问题。因此,拈出“花园”为观照点具有以一总多的效果。游园是对父权话语的反抗、服从性空间的逃逸,同时也是人性自然化的手段。丽娘于“花园”这一“异托邦”中,实现了从“放逐”到“回归”的生命体验,回到“家园”完成了个体自由性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