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从“概念图式”到“概念架构”: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概念批判及其政治哲学基础再造

当政治哲学面对国家问题时,概念的基础性、前提性是十分重要的。作为重要论题,国家概念的诠释依赖于不同的理解路径和阐释方式,由此形成了可溯源的理论谱系。历史地看,马克思对国家概念批判性阐释之时正是国家理论谱系发展变化的交叠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马克思着力从国家概念的历史的诠释类型出发,充分呈现它们在政治哲学中的结构性特征,发现了国家概念图式的历史演进。作为国家概念图式的理想类型,理想国家、政治国家、审美国家接续出场,它们既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成逻辑和诠释逻辑,又在交替发展中不断变革和跃升。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整体性考量,并以审美国家为切入点,将理想国家回归作为解释的潜在条件,聚焦政治国家的系统批判,完成了国家概念图式的最终消解。对于马克思,国家概念的厘清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聚焦现代国家,通过以激进性为明显特征的复杂性阐释,逐步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发展、“超越黑格尔”的理论争论以及综合性现象分析的社会现实解释,进而生成了国家概念架构的“马克思式”的诠释建构。由此,马克思国家概念架构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概念的政治哲学基础再造。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社会生产本体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哲学

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界定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的“元理论”和“前结构”。从总体上看,理论界存在着一种回避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态度。如果不能科学地界定和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刻阐明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那么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应该遵循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在逻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将其本体论界定和确立为生成论意义上的“社会生产本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规定性与生成进路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理论经典解释,立足法权范畴,正义是生产方式的表象,其具有依赖性与衍生性,而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有其限度;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马克思并未使用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话语,但马克思对社会正义的探讨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据此,相关学者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分析为分配正义,并试图从分配领域切入回答马克思的正义问题。本文试图证明:不论是基于法权批判立场而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拒斥还是将其分析为分配正义都是片面的、狭隘的。马克思持守的是一种超越法权批判与分配正义批判的实践正义论,理解这一点能够为我们科学认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提供可能性。

经济哲学视域中两种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经济哲学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视角。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哲学。比较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学术目标和产生时代上并不存在本质差别,但是二者在哲学基础、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以及阶级立场等方面,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理解上有本质区别。运用“回到原生态”马克思的方法阐明二者的异同,对全面理解和发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功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探赜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理论主线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与政治的批判再到对经济的批判,最后完成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构建。由此决定了其理论主题是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政治解放确立的政治国家以及人权原则旨在维护有产阶级的特殊自由与特殊利益,把共同体看作是相互分离的个体的集合体,因而是虚假的共同体。人类解放确立的共产主义就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中通过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达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有机统一,注重的是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共生,因而是真正的共同体。

如何认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虽然在多种情况下对有关权利、平等、公正等的规范性话语予以了批判,但在其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支持规范性判断的政治哲学思想。然而,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等政治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以特定的方式、从特定的思想层面来把握政治哲学问题的。不管就立论方式而言还是就思想界面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都存在不可同日而语的重大不同。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不同,而不是将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为绝对标准,才能够建构起符合马克思的理论要求与思想追求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也才能够对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

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正义”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在霍布斯、洛克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正义概念:一是基于权利的正义,二是基于规则的正义,它们在指代对象、内涵及侧重点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在罗尔斯建构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正义理论中,这两个正义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主题化地探讨正义问题,但正义是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叙事语境中,马克思要么介入到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中来,要么介入到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中来。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重要切入点。但我们也不能刻板地停留在权利和规则的层面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因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以权利和规则本身为最终或最高目的,而是通向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的生命权利与健康正义

如何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逃避的挑战,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不仅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实践应用,更关涉到卫生健康观念的理论定向。这一理论定向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捍卫旨在赋予生命权利和健康正义特殊的内涵与意义。生命权利的基本结构是以生存权保障生命活动的持续性;以健康权维护身体机能的完整性;以发展权促进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健康正义的主旨则在于建立科学的分配原则以保障公共卫生危机下的生命权利。根据生命权利的结构,健康正义内含三个维度:生命维度,体现为医疗资源的分配正义;生活维度,体现为生活资料的分配正义;生产维度,体现为生产供给的分配正义。健康正义的分配原则展开为医疗资源的优先原则、生活资料的需要原则、生产供给的差异原则,且三原则是内在统一的。

青年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批判和市民社会转向——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以私有财产和国家制度间的矛盾关系为问题聚焦,通过对比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图景”和黑格尔伦理国家的“理论形象”,马克思确证了私有财产之于黑格尔法哲学结构的关键地位。在批驳以意志为起点的抽象法哲学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在政治层面得以现实化的实践限度,又实现了以该限度为前提的市民社会转向,这在根本上关乎唯物史观立场的确立。由此可见,青年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批判语境中,对作为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与内在局限的透视,构成他日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解剖市民社会,并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规律的理论前奏。

马克思对法律拜物教的扬弃及启示

马克思论述了法律的本质和演变过程,批判了法律永恒论、法律万能论、法律本体论等观点,从而形成了对法律拜物教的扬弃。马克思解构了法律的权威,撕下了法律独特论、法律公平论的虚假面具,肯定了法律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马克思认为,并非要在社会中清除法律,而要规范法律的运行,消解对法律的盲目崇拜,重构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社会主义能理性地看待法律,坚持法律的阶级性和历史性,让法律为人民服务。马克思对法律拜物教的扬弃有助于人们思考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从各方面完善法治体系,提高法治文明程度,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财产权、财产权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理解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布斯将人的自我保存视为其最高目的,建构了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而洛克则以财产权理论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改造,二者共同开辟了关于财产权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进路。卢梭意识到财产权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黑格尔进一步在概念发展的辩证逻辑的意义上把握财产权概念与市民社会,并将卢梭的“公意”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从而共同开辟了关于财产权批判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进路。马克思对两条思路的关系都是双重的,他既吸纳了霍布斯、洛克思路中对人的欲望、需要和感性活动的肯定,超越其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走向财产权批判,同时也批判性地超越了财产权批判在近代政治哲学中的表现,开显了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的路向与可能性。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逻辑——兼论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义观及其批判

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诺奇克公正理论的要点包括私人权利至上、国家最小化、正义三原则,忽略了人的社会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剥削正义背书。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代表性人物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公正的要求,公平正义是基本的两个原则,原初状态是解决所有可能促使人趋向不平等决策的基础。相较于自由主义理论家正义理论的非历史性、无主体性与抽象性,马克思的正义观生成于具体历史的社会现实,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理论归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与阶级性三重属性。马克思独到的正义观彰显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具有着深入时代的伟力。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人民性特质的历史生成与价值意蕴

对人的本质的把握,既是诸政治哲学建构的根本前提,也是其建构的价值归属。马克思政治哲学肇始于从神到人的历史主体转向,证成于对抽象人所作的理论批判。与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预设相比,马克思政治哲学最大的理论特质在于,对人的本质作现实的、辩证的与历史的把握,并以阶级理论重构人民的概念与话语,意在建构人民的政治哲学。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才能实现对“形式化”“资本化”“个体化”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彻底而全面的批判,进而才能为构建超越西方政治哲学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澄明前提与扫清地盘,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与文化形态奠定理论基础与指明前进方向。

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国家观批判的致思逻辑--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立足于一般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抽象性展开批判,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立法权高于国家制度与行政权的唯物主义国家观.事实上,黑格尔将一切现实性都视为自由精神的展开,这种抽象的理论构建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哲学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陷入逻辑神秘主义怪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的抽象性,对其"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性国家观进行逻辑重置.然而,受限于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理解尚不成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仅仅将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理解为实体,导致其对黑格尔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对理性国家观的理论颠倒层面,而不具有方法论范式的意义.

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对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

人的生命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对人的生命问题的思考、归纳与总结,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生命存在、生命异化、生命实践、生命价值等几个方面。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是科学的生命思想,为当今社会人类思考和解决生命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是完善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体系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对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应当着力强化大学生的生命认知、促进其全面发展;坚持生命至上、注重生命自觉,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这一哲学之基本性质及当代意义有以理解的重要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论文力图表明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之论域的开展,不仅以对黑格尔观念论的“翻转”为前提,而且以瓦解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为前提;这一基本建制的核心是“意识的内在性”,在此内在性中意识的存在特性通过主体性被规定。马克思哲学唯经由“对象性的活动”以洞穿意识的内在性,方始开启出主体性问题的全新境域———在这一境域中,才有可能来谈论“不是主体”的“主体性”,亦即完全不从属于意识之内在性的“主体性”。

超越应当的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

当代自由主义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不过,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从应当的道义原则出发推论出理想社会的应当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人与自然、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立是一个关键点。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致力于超越应当的逻辑的方法论建构。他在历史主义基础上阐明了普遍规范的历史性质,从而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性考察之上。这就使他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新地基上,阐明了他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