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革新的再探析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革新呈现为对社会历史的持续探索而不断地调整唯物史观整体致思方向的开放性过程。以人类史前史和东方社会史研究成果为理论前提并借助于地质学中用以描述地质层系构成的“原生、次生和再次生类型”概念,晚年马克思尝试性地构建具有历史普遍性与“历史具体”内在张力的社会形态演进图式。新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完善了关于人类原初社会形态的认识,论证了东西方社会形态演进的差异化路径,重新唤醒了东方社会作为“实际地改变和变革现存社会”推动力量的自觉意识,从而在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指明了从具体民族的生产方式与历史前提来探索人之解放这一根本指向的具体化路径。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以构成结构的社会要素为起点,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都分别展现了其结构理论观点,这一理论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为此,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从结构体系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合理布局社会结构内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各要素关系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并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及其执行力来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主要是一种关系性的结构,并以社会结构的构成社会要素为起点,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来建构他的社会结构理论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体现了层次性和系统性、动态性与稳定性、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四个融入”探究

马克思从中观层面出发把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个紧密相连的结构部分。人类文明的成果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结构领域,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其建设需要融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结构领域。依据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四个融入"理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结构领域,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四个融入"的困境出发,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四个融入"。

总体方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是理解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本质"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按照抽象程度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发展的逻辑整体。

《哲学的贫困》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

如何正确地理解《资本论》学说的性质,对于应对当代人类状况所呈现的紧迫的现实课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由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真正导言,重新研读和阐释此书便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当代境况中重读和阐释此书,可以帮助我们的时代去达到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这里根据《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提示,讨论了当代关于社会平等之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及其在理性形而上学上的根源;讨论了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弱点——范畴抽象方法——及其对资本在现实运动中的感性辩证法的遮蔽;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非自洽性以及当代社会对抗的感性本质(社会权力);讨论了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应当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由这个方法所提示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本文从"二元制构造"的角度解释党项势力于唐末崛起的事项。作者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当内层力量强于外层的时候,向心力聚增而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反之,外层有可能脱离内层的控制而自行其事。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自于此,其发展之盛,即在吐蕃衰微之时。党项崛起之实质,是地方势力分立的表现,其族性之张扬则依随于此并在唐朝消亡以后才膨胀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思、溯源与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性难题、引领中国巨轮在现代化事业下半程"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政策措施和发展进程可以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中得到说明和支撑。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的难点在于: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等目标;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做文章,而且必须以此为契机协调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关系。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必须在两端着力,确立短期和长期两大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八对核心关系。

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社会形态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形态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与秘密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五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60年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把改革作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动力的论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最后,通过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极化及全球生态危机的国际环境及国情基本不变和快速发展的国内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提高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紧迫性。

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看五位一体总布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明确提出,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五位一体"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实践需要;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需要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将这五大建设统一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取向中。

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出发点

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本质的人”,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区分,标志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为马克思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它对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保罗·赫斯特对马克思历史过渡理论的理解探微

保罗·赫斯特的社会形态过渡理论是他在讨论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理论基础上,深入思考不同社会形态过渡问题而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该理论指出,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演变,不是具有前后承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断裂关系。这个理论虽然看似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但更具有反历史主义倾向,饱含着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其实是对马克思历史过渡理论的误读。

马克思危机理论与美国经济分析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及周期性规律,文章通过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实例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本质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根据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分析,美国资本主义深陷制度性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那么未来美国经济仍将在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道路上循环往复下去。

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通过对马克思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及3份草稿等历史文献的考察,探讨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内在逻辑,并从理论主题、内在要求、实践途径等方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一理论自身逻辑的提升,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进一步延伸这一逻辑,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对马克思人学何以可能的思考

人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类自我认识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的理论高度,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目标,通过社会关系分析方法,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创立了崭新的人学理论,从而实现了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论“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

“三个代表”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两方面的创新:一是“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从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引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二是“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高度,具体落实到党的建设之中。“三个代表”的内涵是历史的、具体的,其实现方式和手段也将不断变化。

马克思阶级结构观点的当代性危机摭析——兼谈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时代价值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迅速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内部严重分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必将走向两极化”的预言遭遇严重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超越民族国家范围在全球扩张,产生了新的全球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危机时代”,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数量日益萎缩,无产阶级再贫困化现象严重。华尔街占领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阶级对立。辩证分析马克思阶级结构观点在当代面临的“危”与“机”,需要从阶段性变化与总体性趋势相统一、民族视角与全球视野相结合、基本原理与个别论断相区分的三重维度考虑。

马克思产权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路径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经历了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阶段。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在产权结构方面存在产权主体虚置、所有权主体目标偏离、非国有产权受歧视等缺陷。应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从确保国有企业主体地位、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和引入竞争中立政策等方面探寻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