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当代空间社会学,不仅是对以往结构性研究方式的突破与超越,也应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回归与发展。空间思维,不仅未曾在马克思思想中“缺场”,恰而相反地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在1839—1841年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便提出了感性空间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萌芽,而感性实践观的提出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基点。基于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的理论起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空间批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在新时代的理论演进。回溯与明确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脉络,对接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公共交往

五四时期,李大钊以学校、社团、报刊媒体等公共空间为平台,开展公共交往活动。他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自身言行,拓展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空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凭借公共交往活动,李大钊引导大批有志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略和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不断在时空进程中回答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考题,探索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命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向新高度。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诉求,还是增进历史自信的必然要求。在“两个结合”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首先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能力;其次要立足于“两个结合”的丰富性与创新性,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最后要基于“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在回答时代问题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政党、治理与时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厚重底蕴的话语体系,可从政党、治理和时空三个维度加以阐释,即作为话语的权属、指涉和语境。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情怀与整合能力塑造了自身作为权属的政党之维;基层性的调研传统、回应性的问题导向和动态性的风险意识塑造了作为指涉的治理之维;朝向民族复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与基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在历史时空动态演进中的相互结合,印证了中国社会依靠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从被迫应对到主动建构的伟大历史转变,塑造了作为语境的时空之维。三重维度辩证统一,形塑了秉承优良传统而继往开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逻辑。

情境的逻辑:空间、绘图与地方感

迷失经验令我们本能地意识到空间和地方。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如何到达想去的地方,伴随而至的是迷失感、害怕和恐惧等存在焦虑:这些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和“位移”。但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体验空间局限性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空间性意识和空间中的情境感,并带有类似程度的焦虑。我们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陌生,特别是当我们“在家”的时候,但“情境”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情境必须被看作更广阔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空间背景中可辨识的点或一组坐标。本文将在空间表征或绘图的背景下考察情境的逻辑。作者认为,若要成为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并产生有用的结果,此类绘图需要关注的远远不止空间图表中各种几何点的比喻性表达;我们的空间表征应当结合情境的逻辑,强调地方的根本重要性,从而在各种时空情境和参照系中给予自己更强的地方感。

“地方感”与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表达

现代性工程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与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得到凸显。地方感的生成维系了主体与地方、地方与空间以及主体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诗性情感话语,通过“主体”“社会”“生活”三个维度凸显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其一,地方感作为主体空间意识的组成部分,通过地方体验的方式构建符号意义。主体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栖居等成为意义结构的深层维度。其二,地方感是现代性工程与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审美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策略。“认知图绘”的感性救赎原则与“另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凸显了地方感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三,地方感重构了主体在数字化生活中的感性认知方式,实现空间嵌入机制的回归,彰显了“千高原”般自由的空间美学景观。“再地方化”与“流动地方感”不仅重塑了主体的视知觉审美机制,也赋予了后现代主体感性认知与精神栖居的自由。

“空间也是金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生产与消费——基于对酒吧经营与消费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的制度性分化与区隔重新定义了空间的性质和人们的生活,打造具有社会性的公共空间成为消费新时代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立足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本文提出制度性空间-日常生活实践-社会性空间这一框架,分析酒吧经营者如何整合社会语境中的异质性要素对空间和人群进行再组织,打造另类的社会生态以激活空间的经济效益。声光电等场所布置为进入酒吧的人群构建了特定的集体休闲叙事,人群组织和位置安排则进一步形成娱乐性消费动员。通过制度性空间中的“游走”和具体空间的“介入”“挪用”实践,人们各自生成了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图景,共同支撑宏观社会的运转和资本的再生产。

“剥削空间”到“消费空间”的转化及对资本权力的掩盖

马克思对于资本权力的阐述和批判是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资本权力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物化思维的迫害、生产的集中积聚和货币的欺骗功能等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生产劳动逻辑下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理论已被广为人知,但消费活动逻辑下工人同样被剥削,只是剥削空间通过资本循环过程和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运用工资等手段转变为消费空间,进而对剥削的本质进行掩藏,再利用工人对货币的依赖和对物质的占有欲望,来异化工人的劳动意愿和消费需求,最终以此来保证压榨剥削的长期性与资本权力的稳定性。在当代中国,资本权力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时刻保持批判的态度,坚定人民主体地位,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本权力的益处,克服资本权力的弊端,促进资本权力的扬弃,并自觉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构成部分,以优化空间治理为目的,以最终实现空间正义为归宿,既能在现实性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又能在价值性上推动空间公平正义。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正面临治理的诸多困境,政府有关部门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找到破解困境的有效之举,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稳步实现。

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主义”——兼谈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辩证乌托邦主义"(Dialectical Utopianism)是英国左翼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社会构想。之所以说哈维的"辩证乌托邦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因为哈维深入地分析了全球化的一些突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肯定和借鉴,也存在批判和质疑。通过概念的比较分析,指出哈维以空间、地理等概念来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过度延伸和抽象隐喻的窘状,导致其理论的局限。从而得出结论,哈维的诸多新概念难以支撑其所谓的"辩证乌托邦主义",但仍不失为在全球化时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较为积极的理论尝试。

习近平新时代空间经济思想的全新内涵与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空间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空间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是一种基础性生产要素。本文在经济学的框架下，从空间的经济属性入手．将其置于不同的尺度和维度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习近平新时代空间思想的科学内涵。空间资本化、异质性与不平衡发展表明，全球经济及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需要特别重视空问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产业布局的匹配性和合理性、人文精神的继承性和传播性以及空间管治能力的现代性和开放性。习近平空问思想深刻阐述了空间一体化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意义，开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质和关键特征，进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卡斯特空间理论述评

卡斯特的空间理论包括早期的城市空间理论和后期的流动空间理论。在城市空间理论中,空间被视为社会的物质性表达,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片断,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由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过程所建构。在流动空间理论中,空间被视为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撑,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之时,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支配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性空间逻辑。从城市空间向流动空间转换意味着:分析视野从一元城市转向多元城市,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转向结构化,叙述逻辑从资本转向权力,理论立场则由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转向后现代主义的保守右派。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是影响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大卫·哈维是其代表人物。在《资本的城市化》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城市(化)问题,演绎出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总结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集聚和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过程的实质,并将其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分析,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该学派理论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问题之间联系的我国学界尤具借鉴价值。

论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源流

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源流历史久远,从希腊古典主义的柏拉图到文艺复兴后的莱辛,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巴赫金,再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他们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文学空间批评做出了独特的美学贡献。正是借助于诸多的美学源流,并在马克思基本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都市空间美学才能最终兴起,其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和哈维等人引领了空间转向,继而文学中的空间叙事和都市研究引起公众注意,出现所谓的空间批评"新"象。因此,文学的空间批评是空间美学长期发展的历史性成果。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范式及当代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为主要入口,探讨"空间的生产"在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其贡献不仅在于从政治哲学视角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经济矛盾,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从而完成了对资本"空间生产"的价值批判;更在于其坚持了解放政治的宏大目标——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变迁的空间路径,寻求重新定位"乌托邦想象"的可能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新常态背景下城市发展模式已由增量拓展向存量提升转变。注重于内涵提升的城市更新实践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空间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同空间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已成为突出问题。文章借助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析了空间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更新过程的逻辑本质与诉求,提出以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为特征的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强调在达成政府、资本、社区城市更新社会共识的框架内,通过有效的制度路径协调各方空间利益与权利,以实现均享城市更新空间增值收益的目标。

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城镇化

借鉴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理论,将城镇化视为一种空间实践,从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乡村关系与城市关系、空间与资本这三个方面剖析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与规律,揭示问题与矛盾,进而从空间的角度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空间策略,建议走基于新型城乡关系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灵活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演进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理论溯源与实践检验无不与时代紧密相关,并在时空发展的历史中获得时空理论内核的支撑。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理论的精神实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也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泛和深远的时间与空间。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时空思想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时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论题展开:马克思主义时空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时间思想与社会空间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时空思想的视阈拓展。马克思主义时空思想研究呈现多维化趋势,从对自然时空批判走向自然与社会时空相统一、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走向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相统一、客观性研究与人的价值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时空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与学术话语权尚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