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性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成果、新高度充满理论创新性。文本认为,应从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略定位的新概括,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遵循的原理,关于理论武装工作要在“真”与“化”上下功夫,关于明确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重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阐发,关于文化自信的深刻阐发,关于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赓续的深刻阐发,关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系统思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意义、成效的重要论述,关于旗帜鲜明开展文艺批评的新论述,关于办好思政课的系统论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坐标,关于人类文明互鉴的新倡议,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系统论述等方面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

近年来一些论著在评述叶圣陶时,常常出现静态、片面、绝对、主观等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评价人物的方式,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实践,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他对语文教科书由最初全盘否定到身体力行编写大量经典的语文教科书;对语文课程目的由最初强调学科的专责到主张全面育人;认为选文不仅是例子,还兼有凭借、引子等教学功能。他不赞同汉语、文学分科;不轻视语文知识,但反对系统、孤立地教,主张有选择地、随机地教;反对以文学教育为主,又并不轻视,且重视阅读技能的培养。他的强调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培养基本能力的实用主义语文教育思想是合理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基本的概念、观点、立场;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源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文化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由此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产生的来源、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疾病与健康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重要内容,有很多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重要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丰富的卫生思想。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产生的来源、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出发,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博士论文》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

马克思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点,马克思新闻思想不仅源于其报刊实践,更源于其哲学思想,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马克思《博士论文》也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原点,需要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起点的《博士论文》入手,剖析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时空观念和自由观念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马克思的报刊实践、传播观念及新闻出版自由观念从哲学角度都可以在《博士论文》中找到源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植根党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滑,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学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完整思想体系,包括生产力与教育、生产关系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等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建设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教育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哲学思考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复杂。如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守正创新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及表现进行系统梳理,对中西方文化价值及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认识与思考:以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破解“挨骂”被动;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历史定力、历史担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毛泽东思想对“两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及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两个结合”的开拓性贡献和确定性经验。其中关于“结合什么,为什么要结合,怎样结合”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揭示并验证了“两个结合”理论的核心要义与正向演进,展示了“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学理依据及其实现路径。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丰富发展“两个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科学把握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谋求“两个结合”创新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在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理念创新,阐释了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原理,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现实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自觉自信创新,阐释了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全面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再者,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战略谋划创新,阐释了文化发展的系统性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整体引领意义。

马克思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的兼容性

马克思生态思想把感性实践理解为“知识前地”创立着并改变着现实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把劳动过程理解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以此为理论前提和本体论内涵,马克思生态思想反对“深绿”思潮所谓的“自然的极限”而承认“自然的限制”,反对“浅绿”思潮所谓的“通过自然资源市场化和技术革新来对自然进行合理的管理”,主张构建人类与自然的“朋友关系”。中国传统生态理念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这个有机整体就是宇宙的真相。中国传统生态理念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因此以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为前提。它认为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完美的存在形态,但这种和谐关系需要在现代化建设所彰显的主体能动性中作出反思与调适。马克思生态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的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可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生态思想。

中国学界眼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大论断以来,国内学界围绕这一重大论题展开学理研究。从纵向看,学界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大致历经三个阶段,即政治宣传阶段、基础问题学理阐释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从横向看,学界围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逻辑、理论内涵、主体形态、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学理研究,初步观照其哲学根基并尝试构建理论框架。既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和历史使命出发,对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化类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其重要属性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是其重要属性和思想灵魂。《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对此,需要认识到,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是形而上学在文化上的表现,往往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决定》聚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比较优势指明了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推进,也关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注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原则,对坚定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重要表现——从人的本质与发展看“第二个结合”的前提

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及其主要表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切实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基于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本质,反对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同理论起点。在核心理念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人文化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主张,在逻辑上是相通的。明确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构成了正确认识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不难看出天下为公追求和共产主义理想相通、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相合。

“两个结合”思想的问题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当代特定历史语境下提出的重要课题。“两个结合”是既成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从现实层面回答了“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但是,“两个结合”为何必要、如何可能、何以实现、意义何在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细致梳理“两个结合”思想涉及的基本问题,展现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对于深刻把握“两个结合”思想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展的成效,既在于其真理性,更在于不同条件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通过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来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找到了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实现形式”的基因密码,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实现形式”,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实现形式”的科学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时代不断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实现形式”,就必须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认知自觉和责任担当,科学把握“结合”的内容和方法,高度重视“结合”的质量和成效,提升推进“结合”的能力和本领。

马克思主义集体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思想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华文明、激发中国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愿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民族信念相似相融相通。马克思主义集体思想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唤醒了中华民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意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提升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发展力量。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青少年时期他接受过传统科举训练与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在探索救国出路的过程中十分推崇“立宪治国”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早中期,他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倡导“国民性改造”,不过传统文化思想一直是其思想的底色。新文化运动后期,他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在借助传统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给予传统文化新的阐释,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及其蕴含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重要借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鲜明的实践特质。从其理论魂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从其理论根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党的百年历史发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承继,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拓展与文化发展战略的递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蕴含和体现着“危”与“机”统筹把握、“体”与“用”有机贯通、“党”与“群”协同联动、“一”与“多”兼顾并举、“中”与“外”交流互鉴的实践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文化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