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语文教育家”叶圣陶

近年来一些论著在评述叶圣陶时,常常出现静态、片面、绝对、主观等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待事物、评价人物的方式,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和辩证的、客观的态度看待叶圣陶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实践,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他对语文教科书由最初全盘否定到身体力行编写大量经典的语文教科书;对语文课程目的由最初强调学科的专责到主张全面育人;认为选文不仅是例子,还兼有凭借、引子等教学功能。他不赞同汉语、文学分科;不轻视语文知识,但反对系统、孤立地教,主张有选择地、随机地教;反对以文学教育为主,又并不轻视,且重视阅读技能的培养。他的强调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培养基本能力的实用主义语文教育思想是合理的。

《博士论文》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

马克思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点,马克思新闻思想不仅源于其报刊实践,更源于其哲学思想,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马克思《博士论文》也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原点,需要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起点的《博士论文》入手,剖析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时空观念和自由观念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马克思的报刊实践、传播观念及新闻出版自由观念从哲学角度都可以在《博士论文》中找到源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基本的概念、观点、立场;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源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文化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由此一脉相承。

毛泽东思想对“两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及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两个结合”的开拓性贡献和确定性经验。其中关于“结合什么,为什么要结合,怎样结合”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揭示并验证了“两个结合”理论的核心要义与正向演进,展示了“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学理依据及其实现路径。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丰富发展“两个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科学把握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谋求“两个结合”创新发展。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植根党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重要表现——从人的本质与发展看“第二个结合”的前提

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及其主要表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切实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基于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本质,反对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同理论起点。在核心理念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人文化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主张,在逻辑上是相通的。明确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构成了正确认识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不难看出天下为公追求和共产主义理想相通、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相合。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展的成效,既在于其真理性,更在于不同条件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通过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来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找到了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实现形式”的基因密码,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实现形式”,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实现形式”的科学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时代不断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实现形式”,就必须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认知自觉和责任担当,科学把握“结合”的内容和方法,高度重视“结合”的质量和成效,提升推进“结合”的能力和本领。

“两个结合”思想的问题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当代特定历史语境下提出的重要课题。“两个结合”是既成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从现实层面回答了“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但是,“两个结合”为何必要、如何可能、何以实现、意义何在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细致梳理“两个结合”思想涉及的基本问题,展现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对于深刻把握“两个结合”思想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鲜明的实践特质。从其理论魂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从其理论根脉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滋养,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党的百年历史发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承继,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拓展与文化发展战略的递升。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蕴含和体现着“危”与“机”统筹把握、“体”与“用”有机贯通、“党”与“群”协同联动、“一”与“多”兼顾并举、“中”与“外”交流互鉴的实践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文化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汇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具有重要的历史继承性;从理论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从实践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内在耦合,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

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理论来源和主要内容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成长和发展在实践和理论等方面都有过巨大贡献。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主要来源于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国家和政党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恩格斯强调,要制定和完善充分而广泛的行动纲领,通过批判错误思潮坚守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突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须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增强政党凝聚力;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重作风建设。探究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对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中国共产党强化全局意识、增强斗争本领和统筹社会革命以及带领全国人民持续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和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

李大钊的思想嬗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青少年时期他接受过传统科举训练与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在探索救国出路的过程中十分推崇“立宪治国”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早中期,他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倡导“国民性改造”,不过传统文化思想一直是其思想的底色。新文化运动后期,他转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在借助传统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给予传统文化新的阐释,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及其蕴含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重要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滑,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学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完整思想体系,包括生产力与教育、生产关系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等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建设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教育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主要围绕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反帝反封建开展出版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主要围绕服务党的武装斗争、服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开展出版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围绕“抗日”主题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系统化、规模化开展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围绕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为夺取全国政权做思想准备开展出版工作。党的早期出版事业因党而生,因党而兴,与党同行,为党服务,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守正创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它洞察大势,深刻总结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实现了对重大时代命题的理论提炼和升华;以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建强人才队伍为实践路径,科学回答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之问。

人民民主权益: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主题(1906-1920)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和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从思想史角度系统考察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历史发展、内涵和特点,对于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中,从1906年到1920年,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以人民民主权益为主题,在其人民民主思想发展的总体历史中以“前马克思主义”为时代标识和思想特质。这一时期的思考和探索,初步彰显了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鲜明价值底蕴和独特理论品格。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遵循

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使命,以“改变世界”的历史主动精神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恢宏画卷。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相统一,历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步探索、深入拓展、创新发展和全面推进,促生“两次结合”、“两个结合”和“三次飞跃”,始终坚持党领导人民的主体协同、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凸显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主动担当。要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规律性与主动性相统一的维度贯彻“六个坚持”,在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胡志明早期思想的影响管窥

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百年历程中的光辉篇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胡志明早期思想产生较大影响,在主题上,传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途径上,通过机关刊物和青年团员对外传播;在领域上,唤醒青年、科学分析阶级状况和组建马列主义党团组织。

从经验到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逻辑理路——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经验的理论化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思想为考察对象,我们可以发现: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实际需要是经验理论化的逻辑前提;领袖群体与知识分子的诠释建构是经验理论化对主体的依托;经验的条理化、综合化及规律化则是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方法。在此过程中,经验的理论化还应当规避经验主义的干扰以及教条主义的束缚。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考察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不仅能够全面客观地分析其逻辑转化的相关因素,更能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