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博士论文》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

马克思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点,马克思新闻思想不仅源于其报刊实践,更源于其哲学思想,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马克思《博士论文》也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原点,需要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起点的《博士论文》入手,剖析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哲学起源。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时空观念和自由观念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马克思的报刊实践、传播观念及新闻出版自由观念从哲学角度都可以在《博士论文》中找到源头。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习中共二十大报告体悟

学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须关注三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现时代的需求和历史发展必然的产物,但它不是自发的产物,它的形成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又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创新的伟大结晶。其次,要清晰理解“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关系,二者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共同性是本质性的,差异性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理路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对于生产力理论的创新阐释,是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语境中的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从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绿色性、创新性以及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结合性等方面把握新质生产力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促进新质生产力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下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作为全球文明倡议中的第一个“共同倡导”,其所涉及的是对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对待这一规律所应采取的态度。超越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各种版本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话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世界文明新秩序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出场逻辑与时代语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全新交往范式。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积极回应,更是为破解当代世界文明格局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回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所提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醒世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自由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此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背景、内涵要义以及发展创新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阐述,首先从时代背景的角度,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西方先哲的生态观给予了马克思思考和启发。其次是从内涵要义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以实践为基础,探索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最后从发展创新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人类减轻环境危机、开辟实践路径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取向。党的二十大对我国十年的生态保护成就作出了科学总结,并对下一步我们要实现的生态目标做出了明确指示。因此,应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理论精华,寻找更为科学的理论支撑依据。总之要想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价值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聚焦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详细探讨二者融通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科学探析实现二者融通的关键在于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握“双创”中的重要关系、坚持二者相结合的中国化方向,这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抑或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问题从来都直接关乎政治问题的根本立场,因为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鉴于此,从多个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意涵进行阐释,将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恢复

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界定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尝试,是柯尔施一生理论著述活动的主旨。坚持批判第二国际正统派及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教条化阐释,恢复原初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是柯尔施的理论初衷。在柯尔施看来,原初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内容与方法、科学性与价值性等相统一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理论。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坚守,对创新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时代贡献。

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方法构建

在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下,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基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渊源与核心要义,深刻剖析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党内存在的新挑战,提出一系列具体且可行的策略。包括强化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教育,优化党群沟通机制,确保政策制定更加贴近民生实际,以及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成果、历史审视成果和环保实践成果,也为世界各国维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中国理论方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时代性的指导,强调在我国社会、经济以及思政教育教学发展过程中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同时代发展相结合,明确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的成果,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成果的协调发展提供内在逻辑依据。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涵出发,对理论内在逻辑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实现马克思生态发展观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剩余价值

探索剩余价值的形成逻辑和发展内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叙事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不仅是历史创造的前提,也是剩余价值产生与形成的前提,阶级关系阐明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并指明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生产到历史形成,围绕生产力的状况塑造了剩余价值的发展走向。异化劳动回归人的本质、生产转向“普遍的需要”规定了剩余价值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归宿,实现了对劳动异化和生产社会化转向的批判性超越。从马克思辩证的历史观来看,批判剩余价值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致的,这是实践哲学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使命——唯物史观的文化表达

唯物史观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唯物史观都对中国的社会运动以及发展规律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阐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看到其实践的实质与价值取向,也就是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实践的根本内涵。而对人和人的现实生活进行理性阐释,就是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所赋予的实践任务与文化表达。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

通过对生态学、生态观的概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生态学以及生态观的概念范畴中,人、社会、自然都是其重要的核心要素。因此笔者以人、社会、自然要素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进行梳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进行分析,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批判二元对立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过往研究的反思

辩证的话语承诺与隐蔽的二元对立思维长期共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当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的研究表现得比较有代表性。在辩证的话语承诺掩盖着的隐蔽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在之美”与“为我之美”等范畴经常被直观化、纯粹化、绝对化理解,由此导致在学理上形成一系列长期难以疏通的理论堵点。逐一反思与批判这类理论堵点及其背后隐藏的思维方式,不但有助于终结一些长期无法弥合的无效争论,而且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论体系在学理上真正完成上下贯通。

“断裂”与“弥补”:赖希和弗洛姆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面对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作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赖希和弗洛姆认为,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断裂”。为了弥补“断裂”并消灭法西斯主义,赖希和弗洛姆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性格结构作为“历史的主观因素”用来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颖的心理分析视角。然而,虽然他们都强调用精神分析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具体的革命战略上,他们依然将心理原因视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就存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夸大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作用的理论缺陷,从而注定了他们的文化心理解放的革命战略是一个充满了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幻想。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范畴探析

谋取对创新的话语权,应把“创新”作为核心范畴构建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实践观揭示了“创新”区别“创造”在于“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人及其组织;其客体则只能是属人事物等。“创新”作为“真正的创造”,是通过使用“创立”“发展”“发明”“发现”“进步”和“新事物”等话语,从不同角度得到说明的。“创新”在本质上,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创造性实践,其本质特征在于从主观和客观维度体现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