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理论的理论根源、演进脉络与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和法治建设实践,领导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创立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发展阶段、十六大以后的完善阶段和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之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关于法治对经济基础的保障功能和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的推动作用的理论论断,对新时代法治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其中也包含了深邃的法学方法论,是解决法治领域一切困难与障碍的理论工具。其从马克思主客同一的辩证思维中汲取了法治运行的精准思路;从人民主权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中凝练了法治实践的价值取向;从列宁苏维埃的法制探索中坚定了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为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提供了方略,既包含方法层面的辩证思维,也蕴含价值层面的法治原则,还彰显本质层面的法律哲学与政治定力,是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多维根脉、世界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成果丰富,是新时代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理论、文化、实践方面的根脉,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质、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存在本质区别,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规律上的共识性、理论上的先进性、方法上的可借鉴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把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以其磅礴的真理力量有力推进我国法治建设事业。

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守正创新的理论传统。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禀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假如说推进理论创新的深刻本质存在于党在守正创新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之中,那么,它的本质的现实性则主要通过特定的理论内容和实践运用获得实现和表征。运用守正创新方法来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规律,必须以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为前提,以坚持理论创新的问题意识为鲜明导向,把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作为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守正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在新时代更是具有了思想路线的意义.

论新时代法治思想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创新发展——一种框架性的法哲学审视

历史地来看,新时代法治思想或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受惠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传统,亦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法制思想是基于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捍卫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之时代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在新中国法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效应。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传统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或新时代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毛泽东法制思想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发展,并形成了系列重要启示。

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论略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法律现象而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从提出到完善、从丰富到立体历经百年,百年过程即是一个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新时代新征程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已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治国理政提供理论支撑。“两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邃逻辑,顺应了百年未有大变局深刻演进的国际背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厚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精华”之底蕴,“两个结合”是未来继续成功的重要法宝。

人权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肇始——以西南政法大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权研究为对象的考察

人权法学在中国的肇始,首先是从法理学和宪法学中延伸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法学家就已经开始了对人权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科的学者们,从法学视角对人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权研究现象。黎国智、卢云、王明三等法理学家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功底和宪法学素养的基础,带领一批年轻学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法理学科,以人民权利、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法理学研究等为进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权法学理论研究格局,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权法学学者。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具有历史、学术与现实的三重意义,在人权法学肇始阶段的贡献理当成为不可或缺且十分珍贵的学术记忆。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意涵——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和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答了为什么和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之问,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制定了目标和方案,并率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新命题,明确了人民立场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根本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法治实践,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理论,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前提下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强调统筹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规国法的理论,将党内法规体系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不断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使命的理论,确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基本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监督的理论,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强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数字资本与剩余价值规律的新表现——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再阐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新价值源泉,数字资本是参与和支配数字劳动生产的新资本形态。从形式逻辑上看,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革命全方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态、商品形式、资本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全过程的综合性结果,作为数字资本价值载体的数字商品具有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三元辩证统一的价值结构。数字资本兼具作为智能化人工化生产要素形态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载体的二重属性,数字资本运动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数字生产和数字流通循环往复的持续运动,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复合叠加的双重运动过程。数字资本运动依然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数字资本运动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化数字大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数字异化程度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宿命做出了历史性铺垫。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产业发展规律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业发展规律的统筹分析,立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产业发展规律的视域下分析城市发展水平现状及趋势,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前提和特征。研究发现,产业发展规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下实现产业发展规律统筹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应以城市发展规律为基础,针对性地创新发展路径。

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旨在增强新时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从建构方法、建构策略、建构路径的角度来说,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这四个方面,分别针对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外来法学知识的关系。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合力促成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习近平“人民中心”法治观的理论逻辑、基本内涵及其法治实践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也是推进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中心”这一逻辑主线。“人民中心”法治观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挹取中华民本思想之精华,融合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成果,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而形成的。它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力量亦是人民。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人民中心”法治观形成的理论逻辑及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贡献,展望其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未来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路

生态文明法治演进是对环境民生福祉普惠需求的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态文明法治演进的重要目标引领与方向归宿。在生态文明法治演进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法治重要论述是纲领性指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重要渊源,以民为本是核心内涵“,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是推进主线“,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共同体思维”是重要路径,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是趋势与走向。在“联通世界、联接时势”的两大面向中,生态文明法治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路径探析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也开始了中国化历程,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路径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是一致的,存在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实践主导模式的实践层面,二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走文化扬弃的文化层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终级目标中看到,以人为本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应有之义;应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更应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政治层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律思想,还应从学术层面来探究其理论体系、结构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差异性也不应忽视。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意蕴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阐释和解读逐渐深入,形成了"三新""三基""六论"等学理范式。全文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其他重要讲话为基本依据,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阐释为学理范式,从六个方面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作出学理型解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规律探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是有规律可循的,主要有下列基本规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要求;准确把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特点是有针对性地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积极引领社会思潮的科学态度;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是深入引领社会思潮的内在要求;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创新是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保证。

在政治、法律与社会之间——经典作家论法官的角色定位

法官的角色涉及到法官的形象与权能,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司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作家看来,法官是政治上的独立者而非依附者;法律上的宣示者而非创造者;司法上的中立者而非偏倚者;诉讼中的主导者而非垄断者。这些定位,对于全面认识法官的地位、权能、职责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