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生——刁培萼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遗产

刁培萼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富有个性的教育学专家。眼下学术圈中的许多现实,人们的疑惑与批评、坚守与挣扎、憧憬与怀想时常撞击我的心,推动我为这位素朴无华、个性执着的老师,写一点回忆和感念,它不仅是表达两年来淤积于心的哀思,更是灵魂的作业。作为国内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和《农村教育学》的著作者,他在这三个教育学分支领域的开创之功,对南师大教育学科乃至全国教育学术界均具有学科奠基的重大学术价值。他看重的是学术本有的价值,他甘愿参与建设学术共同体,他享受教书、带年轻人和做研究的无比乐趣;他别无他求,需要的就是有时间、有机会做事情;再没有什么比自由思考、从心写作、无干扰地做事让他感觉更有意义、更畅快、更高贵。《教育文化学通论》是他一生教育学术集成和最后的呼唤,也是他生命一息尚存,学术劳作不止的明证。他坚持将教育实验融贯于教育哲学研究。他的平凡一生"质本洁来还洁去"。

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改革的两个着力点

近几年来有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不仅影响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中的崇高形象。因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造成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教学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严重的偏差。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内容与形式进行改革。具体而言,必须抓住两个着力点：(1)教学内容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的“智慧化”方面；(2)教学形式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大思路——社会经济科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中国适用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理论,其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但发达国家理论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分析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生性”发展轨迹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品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继生性”则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伟大品质,是与时俱进理论的基础。历史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创新理论思想的析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偏差不断得到修正的结果,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继承与发展的成功举证。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分析大思路——社会经济科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中国适用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理论,其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制度变迁的作用。但发达国家理论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分析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以此指导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坚持以人的全面解放为核心,强调社会整体、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思想和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容,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体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视角下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的思考

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既关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成才,更关乎整个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认为,从需要层次的角度可以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这为分析和研究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要呈现差异性、发展性和矛盾性的特点,因此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要从其实际需要出发,夯实经济保障,加大人文关怀,健全长效育人机制,多渠道、多方面地提升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实效。

师生关系的互动性及其良好发展研究

所谓师生关系的互动性，即以马克思的人本观为指导，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价值，充分发挥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动作用．使整个学习过程由外到内互相渗透，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的目的。师生关系互动性，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具体体现，其模式在实践中的形成与良好发展，符合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获得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信息时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具有开拓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惟一途径。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对话

杨学功认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一个范式转换的关键时期。研究者只有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自觉的方法论反思,才有可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文献学工作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既非研究的全部,也非研究的重点或终点。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以所谓"原始文本"(只能是马克思的手稿)为依据的考证,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学者还做不到;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利用国外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把自己的解读建立在新的文献学事实的基础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归纳为五个不同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未来十年,这几个方向的研究都将在分化、整合、转型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但与当代生活世界和中国问题相关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可能会逐渐兴旺起来。相应地,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方式(非"范式"),即"文本式"、"问题式"、"对话式"和"形态式",都不能单独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范式,一种比较成熟或可行的研究范式必须至少是其中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鲁克俭认为,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简称"MEGA2")发表的大量马克思新文本(特别是马克思的笔记),中国学者和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与英语世界的学者平等对话;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具有"外语"和"实证"的优势,只有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才有可能在马克思研究方面超越上一代学者。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态势应从目前的"纺锤型"变为"哑铃型",即处于两端的"马克思学"实证研究和学者自己的"原创哲学"研究应该凸显,处于中间状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套路的研究应该收敛。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与研究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明确自己是想成为马克思研究的"专家",还是像马克思那样读前人的文本只是为了获取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虽然两者都无可指责,但如果没有这种"方法论自觉",甚至有意模糊两者,就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