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奥尔曼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辩证品格及其启示

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伯特尔?奥尔曼,长期坚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辩证品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这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视域中,教育背景、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无不具有辩证性质。这种教育观启发我们,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教育者应当深入理解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始终;教育过程应当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受教育者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能有效运用,应当成为评价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探析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主要是指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国际组织等各类行为主体,从全球、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看待各类问题。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以世界眼光看待人类和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性思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性眼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具有超越国家、重视实践和建设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广泛的渊源,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参考。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对话和源流

2020年正值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40周年。借此之际,阐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背景、运用法则和适用范围,廓清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交流对话的议题、焦点、立场和观点,辨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源流,意义特殊而重大。这一方面有助于客观把握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来龙去脉和系统论证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根基、增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自信、助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间性思想及其理论价值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符号”,走进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世界”,一方面可以夯实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自信。从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视角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呈现了教育内部各子系统以及教育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等性、辩证共生性、共和共运性和全面协同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间性和系统间性思想,挖掘、阐明和弘扬这些间性思想有益于释放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潜能,延拓主体间性教育理论的疆域,催生多样化、系列化和一般化的间性教育理论以及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原创、创新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原创及次生两种形态:原创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思想;次生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对原创形态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大体有政治和学术两种路径:前者由列宁所肇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众多政治领袖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后者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葛兰西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理论特质和现实需要决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有未来的。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高度关注时空问题,深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化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对话,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发展。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认知

本文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为标准,分类梳理和分析了后冷战时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从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态度上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各自又可以分为积极论和消极论两类观点,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积极论、现实主义消极论、自由主义积极论、自由主义消极论四种观点。四种类型的观点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一定影响。四种类型的观点既有合理性又各有不足。一些西方研究者从西方的视角和利益出发难免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与流的三个阐释维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客观现实,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构想为源泉,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和平发展价值目标的重大转变;以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为源泉,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国家和民族交往的价值追求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追求的重大转变;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为源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价值追求和理论阐释向现实追求和实践活动的重大转变。

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及其命运

在体系层次上,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三大范式: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和革命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以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响的三种不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为基础。它们之间的竞争持续了两个世纪。随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始,三大范式的命运是注定的: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可以是相互交融的,也可以是极具批判性的解构和针锋相对的,还可以是批判后的理论建构。

以新的视角和方法认识世界发展大势与当前国际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当前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他提出了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我们唯有牢固树立并始终秉承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唯有牢固树立并始终秉承正确的大局观,才能准确判断力量对比变化与国际关系变革的主要趋向;唯有牢固树立并始终秉承正确角色观,才能厘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履行好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义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

目前,哲学研究中的"技术转向"有两层意义:一是指作为学科的技术哲学正在成为哲学中的热门,即狭义的"技术转向";二是指哲学视野的转变,即以技术哲学的语言来解读以往哲学所关心的一切,即广义的"技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之间有内在联系。

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论自信与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虽然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树立了其理论自信,但是对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变迁却一直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文章认为,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理论不宜担当此任务,但其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由于研究的是人们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及其秩序问题而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正相契合。因此,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可为中国制度变迁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目标任务体系内在逻辑解析——“四个新”推进壮美广西建设系列研究之一

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与“四个新”的内在逻辑联系,从目标任务体系中解析,是总目标与总要求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维度中解析,是价值内涵与现实路径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与部分关系中解析,是总保障支撑总目标实现、总要求推进总目标实现的内在关系;从逻辑里路和实践进路关系中解析,是实现“五个更加”的壮美广西建设内涵与“四个新”“三个共同愿景”和一系列重要工作要求实践进路的演进和拓展。要系统把握“1+1+4+3+N”目标任务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机理,把握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规律性认识、深层次内涵、创造性实践。

创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树立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论自信

虽然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树立了其理论自信,但是对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变迁却一直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而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理论不宜担当此任务,但他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由于研究的是人们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及其秩序问题而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正相契合。所以,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可为中国制度变革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国际文化关系研究基本理论范式探讨

任何一个问题领域的研究都要首先确立基本的理论研究范式。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问题目前学术界探讨的还不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总结出文明冲突论、软权力理论、国际文化理论以及建构主义文化理论4种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

回归理论之维:重新确证国家形象生成中的非理性面向

人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还是一种拥有欲望、情感和信仰的非理性存在物。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国家形象在根本处隶属于认识论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有理念立场、经验知识及媒介技术的参与,处于潜隐状态的非理性因素也时刻共在并作用其间。然而,既往关涉国家形象的学术生产,却大抵是沿着"理性人"的先验逻辑展开的,相对疏忽了人性和文化结构中的非理性力量及其在国家形象生成中的介入,抑或注意到诉诸情感和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对国际议题的表达,但此种注意多停留于经验主义路径,超越实用主义和行政范式的理论思考则较为少见。基于此,文章回归理论视野,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知识出发,讨论国家形象生成中的非理性面向及其如何可能。

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结构的当代转向

当代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降低。我们认为,社会环境变化之于有效性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环境对价值内化在结构层面的内在规定作用。社会环境变化内在地规定了当代大学生特定的价值内化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策略的调整,唯有在结构层面适应当代大学生价值内化的独有特性,实现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转向,才能与环境的内在规定相匹配,从根本上缓解教育的有效性问题。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外交新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内核,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立场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权力政治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彻底的批判,同时又回应了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重大危机,探索了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联合国体系、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三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新的外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冲击,无疑会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阻力。中国应准确把握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用灵活的外交策略,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深刻把握理论创新的“六个必须坚持”及其内在关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理论创新的“六个必须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内部构成了内涵丰富、相互关联、逻辑严密、互为支撑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理论创新的基本点;“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站位。这“六个必须坚持”体现了出发点、立足点、根本点、突破点、统筹点和制高点的有机统一,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精髓与灵魂。“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能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和根本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