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视域下传统中医养生思想的伦理理念探析——以《吕氏春秋》为例

“健康中国2030”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已全方位融入“健康中国”建设,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以传统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及伦理理念的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对《吕氏春秋》中包含的中医养生文化思想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概括其所蕴含的伦理理念,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地促进中医养生文化发展,为人们运用养生伦理理念来实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荧惑守虚”发微——兼论《晏子春秋》文本来源与成书

《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传世的先秦、两汉其他文献中从未提及。而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则进入了《史记》的历史书写,完成了“史实化”,成为星占术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阐释的典型事例。就星占实践而言,“荧惑守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汉唐时期并无“荧惑守虚”的天象记录,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是目前所见唯一“事例”。鉴于在内容、情节、叙事及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晏子春秋》所记之事可能是对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的摹写、改编或者再创作,时间上可能不会早于西汉。

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回眸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高亢的谢幕余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体育思想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吕氏春秋》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与分析,认清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的发展轨迹,认为《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成就和问题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养生思想体育学地位的进一步明确,二是促进了体育思想史研究的科学发展,三是研究成果不够丰富。对于《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一是要给予明确的学术定位,二是要给予系统的研究,三是研究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从对《诗经》的引用看《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

《晏子春秋》中有引用《诗经》的10余处记录,这些记录有些见于《左传》,展现出晏子对《诗经》的熟练掌握。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晏子主要引用二《雅》诗而没有只字涉及《齐风》,又比如在整部《晏子春秋》中晏子除了《诗经》几乎再没有引用过其他经典。这些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考察先秦《诗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深入了解《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参考。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吕氏春秋》的舞蹈史论

《吕氏春秋》论舞蹈艺术的资料是远非先秦他书可比,它首次提出舞蹈发生发展史论,并力求揭示其中规律,因而有很高的艺术、文学、文献价值,在中国舞蹈史、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颜之推对《春秋》经传的引用与诠释——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

作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颜之推出身中古文化世家琅琊颜氏而自幼便饱读诗书,因而包括《春秋》经传在内的诸多经史原典及各不同注解,也常为颜之推所引用。通过分析其《观我生赋》《颜氏家训》等作品与《春秋》经传及其各注文的关系,能深入了解中古时期经与史、文间的合分与内在的观念源流。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论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的性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事应以之为准则;天地的法则和谐有序,故要“法天地”而建立和谐有序的封建秩序;天命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给人造成的遭遇,但君权是天授。其天论主要是上继荀子等多家的思想而更树独立见解,这反映了进步的新兴地主势力的思维。其总的倾向是坚持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也有其局限性。

王源《左传评》关于“叙述视角”的探析

王源在审视《左传》文本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叙事理论中的某些问题,并在批注里给予呈示,展现自己较为朦胧的认识,"叙述视角"是其中重要的理论点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视角承担者的转换;全知视角的普遍运用;语词变化体现出视角转移。

古籍译英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性的中国古典文化热。但是中国古籍的英译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古代人名、君子与小人，君主、官职等方面的翻译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就易于造成读者的误解。

论《吕氏春秋》的本原之道

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老子首次把道由有限升华为无限,使之具有了宇宙本原的意义。《吕氏春秋》以精气言道,精气无形无象,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又是流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精微之气。精气除具备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流动不居、感应相通的特点。精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是其产生天地万物的基本动力;精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本原,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欲望,并以自身的德行影响万物。总之,精气既具有道家之道精微玄妙、化生万物的特征,又具有儒家之道的德行,能够主宰天地万物。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论《吕氏春秋》之“因”

在分析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一条原则即"因"。"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之道。《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指出因循客观要素对于成就功业的重要性,并把因循客观要素与重视主观努力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注重因人而异。这一原则在政治上丰富了无为与变法的治国理论,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殊途同归：《吕氏春秋》贯通诸子百家

自《史记》述吕不韦之佚事始,自《汉书》之“杂家说”起,后世对吕氏及吕著之评多欠公允。其一,以吕不韦佚事而“因人废言”;其二,“九流十家说”归类疏阔,湮灭了百家言人人殊之现实;其三,以“杂抄无学”而“因学废人”。后世虽多有发掘吕氏之大义者,亦多未离班氏“十家”苑囿。细审中华学术之大势,《吕氏春秋》其学术地位绝非“驳杂”,“六艺”裂变诸子,言人人殊乃“一致百虑”,然百家各执一端必难通经济之事,故百家贯通即“殊途同归”为学术必然,而当此任者则非吕氏莫属。因此笔者以为当别立一“通家”而其人应称“吕子”。

近现代《左传》学主要研究情况述评

随着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以及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的痛苦蝶变,在学术界也闻到了来自海外的"鲜活气息"。当然,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左传》学研究更为多角度与多元化,也有多学科交叉互融的趋向。这种"杂糅"的气氛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左传》学研究,甚而影响至今。

简本《春秋事语》与《管子·大匡》、《左传》对读札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春秋事语》之"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可以与《管子·大匡》、《左传》中的文段对读。通过简本和传世本的对读,发现一些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