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做嫁,大师风范:卢文弨校勘《吕氏春秋》研究

卢文弨作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大师,其校勘本受到学术界和藏书家的重视。卢文弨曾精校《吕氏春秋》,受到当世学者的推崇。因其校勘成果已贡献于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未能单独流传,几乎湮没无闻,至今无人对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更无人对卢文弨的《吕氏春秋》研究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全面梳理呈现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并对其进行研究,在卢文弨研究史上和《吕氏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健康中国视域下传统中医养生思想的伦理理念探析——以《吕氏春秋》为例

“健康中国2030”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已全方位融入“健康中国”建设,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以传统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及伦理理念的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对《吕氏春秋》中包含的中医养生文化思想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概括其所蕴含的伦理理念,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地促进中医养生文化发展,为人们运用养生伦理理念来实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春秋》为鲁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纵向对勘的资料 ,春秋时期是由观象授历到科学历法过渡的重要阶段。春秋鲁国人在确定岁首和探索置闰规律上功不可没 ,但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春秋鲁国历法仍然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同时春秋人在天文观测方面亦成果显著。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吕氏春秋》以儒补道的音乐美学思想

《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属于以道为主的杂家,"杂"中包汇有儒家思想,这种以道纳儒的汇合,造成了《吕氏春秋》在道家乐生于"道"、适性、适心、自然和比的观点上,吸收了儒家的乐以风德、移风易俗、心感成乐的思想,达到了音乐美学思想上发生论、功能论和创作论中的道与德的统一。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藉由以历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所谓“观念史/概念史”等各种研究途径之互相参照,笔者试图综合探讨《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撰写目的和思想内容,并藉此期盼阐明《荀》《吕》两书对于战国时局的历史上之固有的思想意义。《荀》《吕》之出现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前256年发生的周、鲁两国之灭亡而由此出现的“后周鲁时代”,以如上历史背景为主要契机而诞生的《荀》《吕》政治哲学之共同目标应该在于构想能够治理全天下之人民的国家之建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荀》《吕》政治哲学的主要异同。

《吕氏春秋》程度副词研究

《吕氏春秋》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共有程度副词12个:"极"、"最"、"至"、"太"、"大"、"甚"、"殊"、"弥"、"益"、"愈"、"逾"、"滋"。其内部发展不甚平衡,表达程度高和表达程度变化的程度副词均已成体系,却未见真正表达程度轻微的程度副词。在句法功能方面,《吕氏春秋》程度副词与其它先秦程度副词没有很大差异,但也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吕氏春秋》中的体育论述与养生思想探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吕氏春秋》的体育及养生思想研究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吕氏春秋》的体育及养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战国时期的众多学派的理论观点,它肯定了体育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广泛地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养生思想,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健身思想至今仍在传承与发展,是集我国传统养生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巨著。"察阴阳之宜"的"顺生"观、"食能以时,充虚而已"的饮食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死观、"成乐有具,必节嗜欲"的乐舞观等思想是其主要养生观点,著作同时对于体育的健身功能、军事功能和教育功能也进行了阐述。文章还指出了《吕氏春秋》养生思想的一些缺陷,建议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跨越了朴学一统 (190 0 - 1930 )、新学初拓 (1931- 194 9)、承前继进(195 0 - 1973)、扭曲回复 (1974 - 1979)、全面发展 (1980 - 2 0 0 0 )诸阶段 ,完成了由传统研究方式向现代研究方式的学术转型。随着现代学科分类的日趋细密 ,在《吕氏春秋》研究领域内 ,文献考据学、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农学、法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学、美学、音乐、人学等诸多方面快速滋生 ,延展构成 2 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庞大框架。壮观的研究队伍、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为《吕氏春秋》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 ,形成全面开拓、迅速发展、成果丰硕、空前繁荣的全新局面。

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回眸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高亢的谢幕余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体育思想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吕氏春秋》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与分析,认清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的发展轨迹,认为《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成就和问题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养生思想体育学地位的进一步明确,二是促进了体育思想史研究的科学发展,三是研究成果不够丰富。对于《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一是要给予明确的学术定位,二是要给予系统的研究,三是研究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先秦农家思想研究的法律视域初探

先秦农家作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其思想中有很多政治思想应作为政治法律研究的一部分。尤其是农家思想中包含着古代朴素的治国思想,因而更不能将其从法律视域中剔除。先秦农家法思想可以分为许行的治国思想与《吕氏春秋》中的农家政治思想两个思想派别。许行的思想主张大致有"君民并耕"的治国理想和"市贾不贰"的经济"法"思想。吕氏农家的法思想体现为:"农教为本"的宏观治国理念;通过影响中国传统法制中的具体法律制度,农业技术思想内化为传统法制中的农家法元素,实现对传统法制的影响。

“荧惑守虚”发微——兼论《晏子春秋》文本来源与成书

《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传世的先秦、两汉其他文献中从未提及。而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则进入了《史记》的历史书写,完成了“史实化”,成为星占术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阐释的典型事例。就星占实践而言,“荧惑守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汉唐时期并无“荧惑守虚”的天象记录,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是目前所见唯一“事例”。鉴于在内容、情节、叙事及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晏子春秋》所记之事可能是对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的摹写、改编或者再创作,时间上可能不会早于西汉。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论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的性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事应以之为准则;天地的法则和谐有序,故要“法天地”而建立和谐有序的封建秩序;天命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给人造成的遭遇,但君权是天授。其天论主要是上继荀子等多家的思想而更树独立见解,这反映了进步的新兴地主势力的思维。其总的倾向是坚持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也有其局限性。

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

吕不韦是历史上以富商身份参与政治并影响政治的第一人 ,其桃色污点虽然说对他的形象有影响 ,但对其评价应注重其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 ,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吕不韦出身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工商业发达地区 ,他为秦灭东周的举措震动天下。吕不韦显赫时曾经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失势后亦于洛阳结束了人生悲剧。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春秋》所载女性谥号考论

《春秋》载有十一位女性的谥号,均为葬后举谥。文章先对经传文献进行分析,梳理出十位鲁国得谥女性的书谥体例;然后从当时的贞节观着手,考察为何仅书一位诸侯夫人之因;最后比照独立谥女性一生所行之事,探究其与谥号的关系。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