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反对儒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封建伦理,而"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选择。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坚持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论五四时期报刊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述

五四时期报刊的民族主义话语,既体现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质的一种飞跃,又体现了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现代形态。当时通过报刊话语表述,形成三种主要的思想文化思潮,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坚守传统文化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三种思想文化思潮虽然各执一端,但出发点都是为民族探寻自强之路,都体现一种十分执著的爱国精神。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再反思

自清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和文化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多种文化互相激荡,新的文化逐渐生成。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作为特有的文化历史现象,昭示着中国历史巨变所蕴涵的现代意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论争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前提下讨论东方文化能否继续存在。当然,这样的一场争论,其政治意义超过了文化意义,所谓的文化中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另一种五四新文化——梁漱溟对《新青年》的回应

当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梁漱溟正执教北大;但倍感压抑,以出世之心做孔子之研究,组建孔子哲学研究会,试图发出微弱的声音。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新青年》做出回应,以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西方化,却将东西文化根本对立,错误地把孔子等同于他们所批判的中国适用之文化,没有透彻理解孔子精神对于中国人伦社会之意义,没有找到疗治文化破坏所造成的伦理崩溃的方法。从罗素、柏格森和倭铿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梁漱溟发现东西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相反,可通过某种途径调和融通为一个整体,以对新文化的偏向进行修正,即用孔子的有情的刚动的人生态度来容纳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化本土化、扎根化,破除所谓道器、体用之二元论,使东西文化相互牵连、彼此互渗、新旧会通,从而形成另一种五四新文化,促使中国的文艺复兴。梁漱溟并非学界所谓的反新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简论四至六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对古典文化的“接纳”

在公元4至6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的发展,如何处理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教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面对"根深蒂固"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采取了一种"接纳"和"为我所用"的态度。

“五四”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将其审美视点置于张扬个性、反思传统的整体文化抉择中。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承传实践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与思考,这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的主动继承和发展。

遐思“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写

"五四"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现象,应将发生在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五四"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从个体到共同体的构建--再论五四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内在思想渊源

五四文化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开启了后者在中国的传播,这与二者之间的内在同一性有着密切关系。二者的同一性体现在谋求独立与幸福、追求公平与正义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透过上述同一性,可以发现五四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然而二者基于同一性的具体外在表现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它们各自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尽管存在差异,二者实现个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却是相通的。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调和论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探讨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调和论的内涵、实质与历史价值,以期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调和论作出一个辩证的论述。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是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主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中西、新旧文化进行调和。文化调和论是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理论。

儿童与妇女的三副面孔——以毕飞宇中短篇小说为中心兼及“五四”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发现了生活在底层的儿童和妇女是最容易被"损害和侮辱"的形象,这种发现日后成为中国作家表达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传统。在晚生代作家群中,毕飞宇对儿童和妇女关注是比较突出的。在《地球上的王家庄》和《玉米》中,文革岁月的荒谬使得儿童和妇女的相较于"五四"时期呈现出一种"魔鬼化"的面目;而在《哺乳期的女人》和《林红的假日》中,改革年代的儿童和妇女则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存在被陌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