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在我国的比较研究

Taylor规则比McCallum规则更准确地描述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Taylor规则中,央行的利率操作能够逆周期平抑实体经济波动,也能够对通胀进行逆周期反应,但调整幅度不够,导致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此外,我国央行的利率操作主要盯住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而非实际均衡汇率。

变参数McCallum规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适用性研究

选取中国1994第1季度到2012年第3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对经典的McCallum规则进行了理论回顾和实证模拟,在此基础上,逐步添加了汇率和外汇储备等因素,将固定系数的McCallum规则扩展为三个变参数的McCallum规则,并对扩展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总体遵循McCallum规则,其原式可以用来衡量中国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汇率和外汇储备因素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影响显著。

货币政策松紧度与McCallum规则指示器

选取中国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对McCallum规则进行模拟实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在总体上是遵循McCallum规则的,且标准的McCallum规则比修正的McCallum规则更加稳定,适合作为衡量中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示器。

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一个新视角:McCallum规则

本文回顾了麦卡勒姆规则的产生及其各种扩展形式,并通过与其他货币政策规则尤其是泰勒规则的比较,揭示了麦卡勒姆规则的特点和优势,最后提出,麦卡勒姆规则可以为衡量中国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提供一个政策参考指标。

孕产妇不规则抗体血清学特征和临床意义分析

目的:明确不规则抗体在孕产妇人群中的血清学特征,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2年3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就诊的孕产妇151471例,采用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法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对部分抗体筛查阳性标本进一步做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孕产妇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率为0.91%(1375/151471),其中0.23%(355/151471)在孕早期检出,0.05%(71/151471)在孕中期检出,0.63%(949/151471)在孕晚期检出,孕晚期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孕早期和孕中期,且孕晚期新增阳性例数明显高于孕中期新增例数;分析1375例不规则抗体阳性结果的凝集强度,其中凝集强度为弱阳性占比最高,为50.11%(689/1375),可疑阳性占18.69%(257/1375),阳性占31.20%(429/1375),孕中期凝集强度分布与孕早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孕晚期可疑阳性和弱阳性的比例低于孕早期,阳性比例高于孕早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规则抗体阳性孕产妇中,妊娠≥2次孕产妇的占比明显高于≤1次者;进行抗体鉴定的60例孕产妇中,Rh系统占25.00%(15/60),Lewis系统占43.33%(26/60),Kidd系统占3.33%(2/60),MNS系统抗体占16.67%(10/60),P1PK系统抗体占1.67%(1/60),自身抗体占1.67%(1/60),4例无法确认特异性占6.67%(4/60);特异性抗体中以抗-Lea(30.00%)最为常见,其次是抗-E(16.67%)和抗-M(16.67%)。结论:不同地区、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孕产妇人群的不规则抗体血清学特征存在差异,掌握本地区孕产妇不规则抗体的特征,对保证孕产妇输血安全、防治新生儿溶血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AIGC可版权性认定的一般规则构建

以ChatGPT-4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普及,其“作品”的可版权性也备受争议。我国近期的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第一案,肯定了涉案AIGC“春风送来了温柔”的作品属性,无疑鼓舞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业态。但个案裁判与规则化的认定标准,在效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不应因此便盲目乐观。从制度上构建AIGC作品认定的一般规则,仍是新业态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AIGC超强“智能性”旨在深度理解“人类指令”,并非缔造独立创作主体的逻辑前提下,还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型“人机合作”中的“工具地位”。以“提示工程”代表“自然人创作”的法律定性为逻辑起点,准确开展AIGC可版权性一般规则的构建,确立AIGC专门作品类型,避免出现提示词输入等于画家创作的常识性悖论。

基于关联规则的中医药知识发现——以肺病医案为例

[目的/意义]中医医案作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含有大量的数据与信息,深度挖掘中医医案,围绕医案内容进行知识发现,有利于隐性知识的发掘,提高中医临床诊疗的效率与医疗服务的精准性。[方法/过程]以实地肺病医案为数据源,基于统计分析与关联规则的方法对中医医案内容进行挖掘,以咳嗽为主证为出发点,挖掘相关中医用药规律与临床症状以及症—药规律,探究关联规则分析在中医药知识发现方面的创新应用。[结果/结论]本地治疗咳嗽的高频药物包括炙甘草、杏仁、半夏、川贝母、茯苓、陈皮等,舌诊症状以苔薄白、苔薄黄、舌红、舌暗红、有齿印等为常见。基于Apriori算法的关联规则分析显示常见的药物配伍为丹参,桔梗—炙甘草、柴胡,桔梗—炙甘草、前胡,枳壳—桔梗等;舌诊症状以薄淡黄—舌暗红、有齿印—舌暗红、苔薄腻淡黄—有齿印等组合为强关联组合,苔薄淡黄—舌暗红症状组合的强关联药物有桔梗、炙甘草、丹参、白前等。咳嗽患者的类型有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涉及风热证、痰湿证、阴虚证、肺气虚证、痰热壅肺证等证型。

国际自贸区新实践、新规则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历十载,综合比较国际自贸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认真研究和落实国际经贸规则对自贸区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首先对国际自贸区研究的学术文献脉络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总结归纳了国际主要自贸区的最新实践,阐明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演变。指出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偏重于贸易便利化框架下的制度改革,与投资便利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制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并提出从投资者视角调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向、从可持续发展和新产业技术革命趋势要求出发促进我国自贸试验区(港)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以提升原产地规则利用率释放RCEP更大红利

对RCEP生效以来各成员原产地规则利用率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RCEP成员中除日韩较高,中国、东盟等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各成员国RCEP原产地利用率总体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不完全、不充分,RCEP关税优惠程度及条款竞争力有待提升,RCEP规则实施机制尚不完善,RCEP优势未得到全面释放等。应以企业为主体有效提升RCEP原产地规则利用率,推动RCEP规则升级,提升RCEP条款对企业的吸引力,完善RCEP实施机制,强化规则利用的制度保障。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解释论

面对注册资本完全认缴制所产生的问题,2023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改采了限期认缴制,并引入了催缴失权、加速到期等规则予以完善。《公司法》第54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条款简明扼要,涵盖了加速到期条件、请求权主体、出资财产入库公司等三重面向。本条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的价值判断,实质上系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的衡量安排,以公司利益为该制度构建的基点和本旨。该利益衡量方案契合公司法的价值体系,在构成上包括三项旨意:以停止支付而非支付不能为加速到期标准;以公司资本需求为本位允许公司要求加速到期;以入库规则为通道保障公平清偿债权。在规范适用上,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衔接董事催缴义务和催缴失权制度,可以协同保障公司的资本需求和公司利益。

相变:生产方式如何塑造财产规则

当前关于数字时代财产权利的讨论持续不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较为具体的虚拟物品(如信息内容、游戏装备、账号、数据、虚拟币等),在特定场景中沿着既有法律框架或概念进行分析;一种则试图在原理上阐明数字时代究竟何种对象能够适用财产规则进行更好的保护,以及这种财产规则的构成要件为何,如按照“权利束”或“模块化”框架加以应用。有必要转换角度提问,即成熟的财产权利制度出现,不是因为法律研究主张为何种事物或利益赋予财产权就能自动实现,而是赋权的外部环境成熟了,才会催生相关利益主体提出主张,并推动相关利益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违背生产秩序的产权结构和财产规则不可能出现在数字时代,在生产方式进行巨大调整时,财产规则和其他部门法律规则一样,都面临着双重历史任务:一是“破”,即挑战并打破传统制度,允许要素超越既有生产过程低成本流动;一是“立”,即根据生产方式要求树立反映特殊性的新制度,重新商定哪些要素和利益允许参与者继续占有和使用,划定边界。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与破困路径

师德制度是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助推教师职业发展、构建教育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制度工具主义的滥觞和受制度自身逻辑的影响,高校师德制度建设陷入了制度建构困境、取向困境、执行困境、评价困境。根据反思性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变量,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反思性监测,以激进的参与态度对反思性的制度进行再生产,为破解师德制度建设所面临的规则困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具体而言,高校破解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需增强制度的反思性意识,从制度结构、价值取向、规则运行、目标达成等方面突破,以实现师德制度建设与师德养成的双向共促。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AI时代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价值重塑及司法实现

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已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共同议题。我国逐步确立的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是电子商务的基础性法律规则,对于打击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源于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模糊性矛盾、知识产权的竞争性和差异性要求、商业主体的天然逐利性烙印、技术迭代更新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内部也存在局限,给知识产权治理带来一些挑战。伴随AI时代的到来,以算法、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为电子商务带来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对电商平台“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构成新挑战,主要表现为:规则的私人执法模式颠覆、规则运行处于“盲盒”状态、规则适用的事实基础已丧失。在AI时代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立法建议还是司法对策,首要前提是发现并重塑规则价值:追求安全、利益平衡、多元共治。司法实践中,应以重塑的三种优先价值为目标,把握有效实现的司法路径:一是遵循司法适用的配套原则;二是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三是把握知识产权治理的力度;四是防止限缩解释的司法滥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DRG付费下重点稽核违规行为智能审核和监控规则库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对重点稽核违规行为智能审核和监控规则库进行规则类别、重点稽核行为、规则与行为对应程度比较分析,为完善我国DRG付费下医保重点稽核违规行为智能审核和监控提供参考。方法检索收集2019年5月20日—2023年12月31日各地医保局发布的DRG付费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及数据库中DRG付费智能审核监控规则的相关文献,针对其中与DRG付费下重点稽核违规行为相关的规则,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归纳和分析。结果DRG付费下重点稽核违规行为智能审核规则可分为逻辑判断类和参数指标类两大类,审核规则与重点稽核行为的对应程度各异。结论(1)统一全国重点稽核规则,保证规则的普适性、全面性;(2)深挖区域违规行为现状,强化地方特色;(3)逻辑判断类规则“提质”与参数指标类规则“增量”共进;(4)强化新型违规行为的科学研究,建立更具针对性的监管规则。

“避风港”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避风港”规则是判定网络侵权责任的重要规则之一,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较好地平衡了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避风港”规则在新技术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实践困境: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驶入“避风港”的条件不明确,对特定侵权内容的通知处置难以遏制重复侵权,公法审查义务可能会架空“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摆脱这些困境,就应该在《民法典》解释论框架下,合理划定新技术环境下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适当扩展解释“必要措施”以遏制重复侵权,澄清私法注意义务与公法审查义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