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期吐蕃行宣政院研究

元朝后期在脱思麻地区设置的吐蕃行宣政院,很快由临设机构转变为固定机构,通过与原有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合体,成为实体化的政区管辖机构,其任务也从单一的"军事戡乱"转变为"军民兼管",实质上具备了行省职能,其影响力辐射吐蕃三道。吐蕃行宣政院与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同治河州,分署办公,其衙司可能在河州报恩寺。吐蕃行宣政院的设立及其行省化倾向,反映了元后期吐蕃治理方略的调整变化,这种调整变化,既与至正时期激荡的政治局势有关,也与乌思藏萨迦体制崩坏有直接关系。

话语、权力与国家:近代川藏边地的空间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为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边疆危机,川藏边地在国家权力扩张和话语政治共同作用下被逐渐定名为“西康”。在此过程中,“西康”与“西藏”的差异性叙述成了川藏边地空间建构的重要策略。英国则通过炮制“内藏”和“外藏”概念,试图据此达成“三方协议”以分割川藏边地。由于缺乏任何历史依据,英方所主导的西姆拉会议最终以文字游戏而告结束。西藏方面期望在“檀越关系”的基础上,恢复噶厦政府在川藏边地的政教运行原则和模式。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朵麦基巧统治方式的残酷性,制约了噶厦政府在川藏边地的权力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央政府对川藏边地的行政空间进行了重构,最终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康藏界务之争。

口传史视域下西藏那曲“安多”地名渊源考

地名研究是了解和探究地方历史渊源的重要手段。通过文献查阅、田野调查等方法对那曲市安多县的地名进行渊源考究发现,那曲“安多”这一地名于14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17世纪始该地名见文于各类名人传记之中。而朵思麻“安多”地名的形成则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前后,是吐蕃分裂割据之后的历史阶段。14世纪朵思麻“安多”的嘎加氏族迁徒至如今的那曲安多地区,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以其故地之名冠以新域,那曲“安多”这一地名逐渐生成。

《吐蕃大事纪年》性质探析——以亲属称谓与多思麻地区会议为中心

《吐蕃大事纪年》写卷作为敦煌吐蕃文献的重要部分,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其编年体例与中原史学传统有直接联系。通过对该写卷中亲属称谓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编者对吐蕃赞普家族成员的活动记载相对简略,这与中原历史文献中对皇族血统与亲属关系的详尽记载形成鲜明对比。相反,纪年写卷中对军政活动的记录极为详尽,特别是对多思麻地区的议事会记录多达40次,这一现象暗示了《吐蕃大事纪年》可能并非出自吐蕃官方史官之手,而是多思麻地区的地方史官所编。地方史官在记录时,自然会将更多的笔墨倾注于与本地相关的事务上。因此,这部文献不仅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吐蕃时期多思麻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编年资料,以及地方史官在历史记录中的独特视角,更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吐蕃社会的历史面貌。

一位新见的元代帝师:武宗朝的朵思麻巴

帝师是元代宣政院最高官员,总领吐蕃事务,同时是全国佛教领袖。因帝师历史关涉西藏地方的基本政治史,此前已得到学界大量关注,但受限于基础材料的不足而进展缓慢,一些基本史事未得澄清。文章通过约14世纪成书的《泽乌持律大士传》、1429年尼德瓦所著萨迦世系史《奇异史·花簇》和15世纪成书的《噶锡巴·日必星吉传》3份藏文材料,钩沉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四年(1309—1311)间一位名为朵思麻巴辇真乞剌思(■)的帝师,梳理基本史料如汉文《元史》和藏文《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记载的缺陷。从该案例可以看出,若要继续探寻帝师在促进元代各民族交流和管理佛教事务等多方面的作用,需要特别关注正史以外的元明时期藏族人物传记等资料。

“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清代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以《安多政教史》为中心

《安多政教史》作者是智观巴,该书系统地叙述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在研究安多区域宗教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有关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发展情况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这些记载的系统梳理、分类研究,我们可以对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的历史沿革、地域分布、改宗状况及苯教雍仲七部等问题有一个初步认识。苯教在元明时期一度达到了鼎盛局面,却在清代走向衰落,分析其衰落的原因,从外因看是失去当权者的扶持,加之自身发展乏力,也有教派改宗等因素。内因是苯教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等问题。外部与自身的双重作用下,导致苯教在清代不断衰落,造成了安多苯教基本都在涉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且规模较小的独特发展格局。文章通过梳理《安多政教史》相关记载,分析苯教在安多地区衰落的原因,厘清19世纪安多地区宗教生态面貌,彰显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文化所展现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为我们现阶段探讨一种宗教发展兴衰提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