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与政策设计

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初衷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要义:一是生态财富的市场认可,二是生态财富的制度认可。前者通过生态产业化,使生态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使隐性的生态产品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目的是把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支持生态优势地区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后者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和政策设计,使隐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得到制度的认可,目的是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获得合理回报,让生态功能地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尚不健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其核心是明晰相关的利益主体及其责任分担和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生态产业化,需要重视要素报酬分配机制设计,让投入生态产业的人造资本与人力资本得到合理回报,以吸纳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产业化领域。政府调节型生态补偿的治理机制设计涉及上下级政府之间、异地政府之间的补偿机制设计,其核心问题是明确补什么、补多少。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治理机制需要协调好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需要通过政策设计,厘清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责任分担、利益协调、价值流闭环等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

以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在阐述生态补偿机制内涵的基础上,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对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与作用,并对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视角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补偿标准实施措施进行了研究。北京市主要通过发放生态林管护工资来实践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选择南口镇为案例,以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山区生态林管护的生计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相关建议。

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根据国际环境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以及环境政策制定的取向,提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建立应该综合应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A)、环境影响评价(EIA)、生态补偿(PES)、协议保护机制(CCM)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等政策工具,并把这些政策工具传递到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以及区域协议上,推动跨国企业与金融信贷履行环境责任与义务。促进项目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规划,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保护和更新资源,建立以政策工具包为基础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为剖析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水平影响因素,提高流域生态补偿效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归纳了影响流域生态补偿效率的18个影响因素,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VENSIM软件对各影响因素的投入变动进行了敏感性仿真分析,得到各影响因素对于系统整体水平的影响力度,并根据影响力度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关键、重要及次要3个等级,针对3个等级的影响因素分别提出了提升流域生态补偿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对发电影响分析及补偿机制探讨

小水电站减脱水段下泄生态流量及采取相应的生态流量泄放保障措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小水电站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水电站发电量也受到一定影响。文章定量分析了小水电站在一个发电周期内,因生态流量泄放损失的发电量;探索了生态电价、年度定额资金、生态发电奖励等补偿和激励措施,可促进小水电站可持续绿色发展。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构建思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由海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海洋生态补偿原则、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偿保障等要素构成。以填海造地为例,可以为该理论机制的实践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旨在通过科学、有效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应用,协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我国海洋生态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健康发展。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源,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禁牧、休牧会直接降低牧民的收入水平,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度与生态的恢复程度,而生态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牧民的收入水平及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因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将进行了实证模拟。本文通过三种不同补偿标准对牧民收入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并对模拟结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水平较低,未来牧民增收缓慢且草原生态退化。如果降低补偿标准会出现经济与生态的恶性循环,如果适度提升补偿标准,牧民收入与草原生态均会出现较好地提高,如果过度提升补偿标准,牧民收入会大幅度提高但草原生态会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所以,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高低变化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对牧民收入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草原生态恢复。

新安江生态补偿环境经济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新安江生态补偿为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0年黄山市和杭州市以及与之接壤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地探究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新安江生态补偿对流域环境改善存在积极影响,且影响强度随政策实施周期推进逐渐降低;而对流域经济发展无明显作用,但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抑制了上游的经济发展而促进了下游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根据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新安江生态补偿通过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人数而对流域上下游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影响。综上,尽管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但并未实现流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其对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仍是现阶段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短板。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以通辽市为例

该文以内蒙古通辽市为调研对象,通过分析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在通辽市实施情况,分析影响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以此提出优化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以更有效地落实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确保草原生态环境的良好恢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牧民收入增长的目标。

旅游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路径及其理论解析

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梳理和生态经济分析框架,在总结政府主导型、社区参与型等旅游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内涵特征、利益主体,并探索其运行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旅游市场化生态补偿形成生态旅游供需对接平台,具有以市场交易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内生性和循环性、参与主体多元性等特征;主要涉及游客、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当地政府等利益主体;其运行机制是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在有机合作和投入建设基础上,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产转换为生态性旅游产品,游客通过付费购买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对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目的地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补偿,从而构建可持续的"交易—获利—激励—再交易"市场化补偿路径。这一市场化机制运行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产权的确定,关键是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核心是生态服务功能交易的互动激励,而多方博弈中政府的调节是重要保障。

退牧还草生态补奖与农户种养殖替代行为

本文基于机制设计、激励相容理论,以探求草原生态补奖机制中农户行为传导、影响机理,及其对农户种养殖替代行为的激励效果。文章通过宁夏农牧交错区农户调查数据,应用Logit二值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重点分析了农户参与舍饲棚圈、人工饲草奖励性项目带来种养殖替代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种养殖规模的政策激励效果评价。研究显示：退牧还草奖励项目在宁夏农牧交错带实施的政策响应度较高,舍饲棚圈、人工饲草项目对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挥着显著互补作用;人工饲草奖励项目对增加羊只养殖和饲草种植面积的激励作用显著,参与舍饲棚圈项目虽显著增加了人工饲草地种植面积,但对扩大羊只养殖规模的效果不明显;同时,农户参与奖励补助项目也带来农户缺粮和种植结构单一等问题。本文并为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设计与激励相容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中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角色分析——基于市场机制与利益主体的视角

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多属现有开发密度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中东部地区,对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在生态补偿中承担角色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我国建立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基础上的相关利益主体责权相宜的生态补偿机制。文章认为,在生态补偿机制中,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作为生态服务的"使用者",应当承担"付费者"的责任;其作为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应当承担"补偿者"的责任。进一步地,文章提出,由于其生态服务"保护者"的角色应当得到加强,其从中有所收益的权益应当得到保障。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以韶关、梅州、河源生态发展区为例

韶关、梅州、河源作为广东省的生态发展区,保护环境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影响。生态发展区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要发展经济,需要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利益驱动模式和机制,可以实现生态发展区的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和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广东省政府通过合意的行为来加以引导和扶持,以促进产业生态集群模式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