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用户信任形成机理研究

[目的/意义]在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国民对健康信息需求急剧增长。社交媒体作为用户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高效传播健康信息的同时,也为虚假健康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便利条件。随着社交媒体渗透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用户对健康信息的不确定感愈发强烈。鉴于此,本文对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用户的信任形成机理进行探索,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解构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用户信任形成的要素,建构面向用户感知过程的信任综合框架,从用户、信息和环境3个方面提出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用户信任理论假设模型,并对结构模型进行修正。[结果/结论]研究从理论层面明晰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用户感知信任过程以及用户心理变化的进程。研究还发现热评情感极性、涉入度、信源可信度、冲突解决对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任对采纳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参照群体规范对采纳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信任分别在热评情感极性、涉入度、信源可信度和冲突解决与信息采纳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我国青少年的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的研究

建构政治信任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媒体则是塑造该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广东、湖北、甘肃三省六地近1400名在校中学生的问卷调查,考察媒体使用和媒体信任对青少年群体政治信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既直接促进政治信任,还通过媒体信任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影响。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青少年使用媒体获取时政信息越频繁,其对于政治行为者、政府、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就越高。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都能显著促进青少年的政治信任,且两种媒体信任在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传播视角揭示了媒体使用对青少年政治信任的多重影响路径,彰显和证实了媒体信任在该群体政治信任培育中的重要价值。将中介变量媒体信任划分为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两个维度,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

信息框架和媒介信任对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分享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眼动追踪技术

[研究目的]媒介通过构建不同的信息框架来影响用户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和行为决策,同时用户也会基于对不同媒介的信任而有意识地选择和传播事件信息。探究用户的信息认知加工机制和信息分享行为影响机制,对于精准进行舆情引导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依据框架理论,利用眼动追踪技术,设计2信息框架(正性vs.负性)×2媒介信任(高vs.低)的混合实验,揭示用户对媒介信息的视觉加工过程及信息分享行为的深层动机。[研究结论]相较于负性信息框架,用户在正性框架下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并更倾向于进行信息分享;无论信息框架为正性或负性,用户更倾向于关注和分享信任度高的媒介发布的信息。用户在高媒介信任水平下对媒介的关注存在差异,而在低媒介信任水平下对信息内容的注意分配存在差异,且两种信任水平下用户对正性信息框架的认知分配均多于负性信息框架。

基于虚假信息特征的社交媒体大学生用户感知信任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特征对感知信任的影响,提升大学生的虚假信息识别能力。[方法/过程]通过扎根理论编码提取虚假信息一般特征,利用眼动实验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分析其与感知信任的关系。[结果/结论]虚假信息一般包括内容、发布者、传播者、情感和形式5个核心特征33个子特征;大学生在阅读虚假信息时主要关注发布者、标题、内容和图片文字部分;内容特征、发布者特征、形式特征、情感特征显著影响大学生对虚假信息的感知信任,传播者特征的影响不显著;大学生对虚假信息的平均感知信任评级为2.95±1.340,虚假信息识别能力有待提高。

社交媒体中信任关系的修辞困境与社会后果

社会信任是社交媒体出现后的重要议题,在诚信问题和人际欺骗不断增多的媒介环境中,不信任成为社交媒体的一种心理基调。研究材料显示,信任链断裂与信任惯性中止已在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在以职业、地位、性别、地域、年龄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中,社交媒体参与者遵循着“主体—行为—后果”的逻辑关系,运用各自的修辞方式来表达不信任,这种话语表达重建或巩固了阐释共同体,形成共同体的内部信任与外部不信任。所有的不信任表达均自线下追溯至线上,最终又回归至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强化民粹、撕裂阶层,增加社会交往成本。

国外媒体公众信任度的变化及对我国媒体运作的启示

在系统爬梳近五年国外媒体公众信任度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外媒体公众信任度变化的趋势、影响、动因以及对我国媒体运作的启示四个方面探究媒体信任问题。研究发现,国外媒体的公众信任度普遍呈下降趋势。制度、媒体环境、用户自身等因素是驱动国外媒体公众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外媒体公众信任度变化对我国媒体运作的启示。

激励与治理:社会认知视角下平台型媒体的媒介信任机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实证

平台型媒体媒介信任影响机制鲜有实证研究支撑,其中多数研究从媒介理论出发,对社会认知视角关注不足。媒介信任作为一种个体行为,是个体在调整对自身和环境认知的基础上能动反思,持续建构的结果。社会认知理论能够有效预测个体行为,提出“三元交互”模型,并重视个体的感知与能动反应,为媒介信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全网音视图文各类平台用户的问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平台型媒体媒介信任影响机制和路径,重点考察个人激励与平台治理的直接作用和用户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个人激励与平台治理对媒介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对媒介信任同样具有正向影响,同时身份认同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该研究启示媒介信任行为与个体和环境紧密相关,不仅要关注媒介信任的影响机制,更要基于用户思维建立激励模式,通过优化过滤机制加强平台治理,内外合力探索完善针对性的媒介信任建立体系。

深度伪造技术的特征、风险与反制路径

从深度伪造的技术内涵、应用风险、规制路径三个层面入手,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归纳,立足新闻传播学科,对深度伪造技术及其应用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综述。在技术内涵层面,深度伪造作为颠覆性技术异化的典型代表,因具备“强欺骗”与“难反制”两大技术特质而饱受争议,被更多地视作威胁与挑战,积极用途不被重视;在应用风险层面,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深度虚假信息会加重媒体信任危机与信息安全威胁,但也启发了一个区别于技术反制与法律监管的灵活对抗思路——利用媒介素养教育降低深度伪造的负面影响;在深度伪造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层面,深度伪造媒体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结合存在培养媒介批判精神、提升辨识能力的可能,但相关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关于如何形成可行性策略仍需要进一步证实和挖掘。化被动为主动,利用颠覆性争议科技更好地促进人的素质提升和能力发展,变技术异化困境为媒介素养提升的契机,避免人被人工智能驱动的媒体欺骗和操纵,是传播学界在新兴媒介技术蓬勃发展以及智能传播时代需要积极面对和深耕的问题。

犯罪治理认同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基于警察信任中介和媒体信任调节作用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新时代十年努力,我国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既有研究虽将安全感提升的原因归结为犯罪治理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效,但尚未对这一命题提供经验性注脚。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犯罪治理认同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内在机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犯罪治理认同对居民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警察信任在犯罪治理认同与居民安全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媒体信任在警察信任与居民安全感之间具有调节效应。持续增强犯罪打击力度,高度重视警察形象建设,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对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

港澳青年对内地主流媒体信任的水平及其预测因素研究

增强港澳青年对内地主流媒体的信任感,是推动内地主流媒体融入港澳青年群体并有效开展价值引领工作的重要条件。目前,学界对“一国两制”背景下港澳青年对内地主流媒体的信任度知之甚少。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就读于内地高校的港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内地主流媒体的信任水平及其预测因素,并从媒体系统、政治系统和教育系统3方面研究影响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港澳青年学生对内地主流媒体的信任度较高,显著高于对海外主流媒体的信任。感知媒体的能力、正直、善意,对内地政府的信任度,自身的服从意识,在高中阶段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程度,都与港澳青年的媒体信任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生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与媒体信任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学生在大学阶段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程度与对媒体信任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

警务新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学界有关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的研究不断增多,但现有文献少有关注警务新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涵化理论构建了警务新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影响机制的包含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模型,并利用SPSS26.0和AMOS26.0,对414份有效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警务新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警方透明度感知在警务新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警民接触时的程序正义正向调节了警务新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涵化理论对警务新媒体使用正向促进警察信任水平提升的理论预测,也为警务新媒体建设提供了启示。

新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基于印尼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是连接公民个体与政治体系的纽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尤其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各式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关系,重塑了受众政治信任的生成路径。本文选取亚洲晴雨表调查2011年、2016年及2019年的三波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媒体对印度尼西亚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印尼民众的新媒体接触对其政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国会、法院、公务员、警察受影响显著,而总统与军队则不受显著影响。就其机制来看,新媒体接触会削弱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从而降低其政治信任水平。

新媒体系统的零信任安全方案

随着新媒体技术在信息通信和广播电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护这些新媒体系统免受网络威胁变得至关重要。为此,重点探讨如何在新媒体系统中应用零信任(Zero Trust)模型来提高网络安全。零信任模型的核心原则是“永不信任,始终验证”。这一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实施涉及身份验证、数据加密、网络规划和持续监控等多个方面,新旧网络系统的联合使用和网络模型的技术更新给零信任安全的建设带来了挑战。首先介绍零信任模型的基本原理,其次讨论系统实施零信任模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信任评价与信任排序:矛盾性健康信息如何影响社交媒体用户

探索矛盾性健康信息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影响,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危机应对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从情绪、认知和行动三方面入手,总结全球大流行疫情中矛盾性健康信息的特点以及矛盾性健康信息影响下社交媒体用户的反应。研究发现,信息疫情背景下的矛盾性健康信息具有数量多、碎片化、差异大、真假难辨、定制化的特点。用户会基于不同认知判定标准,对不同信息源的可信度进行排序,并在信息处理和综合评估后决定疫情应对策略。

微博道歉回应的语用研究

虽然语用学和话语研究对道歉关注已久,但是对道歉回应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研究基于信任违背框架,探究网民回应名人公开道歉时语用策略的选择,聚焦道歉者性别和信任违背类型对网民使用回应策略的影响。本研究依据评论热度收集网民的微博回评,共选取400条道歉回应语料。研究发现,道歉者性别和信任违背类型显著影响网民对回应策略的选择和使用。“间接确认”是回应男性名人的首选策略,“回避道歉”是回应女性名人的首选策略。回应能力型信任违背道歉时,网民呈现出“直接接受”或“拒绝接受”的两极化倾向。针对正直型信任违背道歉,网民的态度则较为模糊。本研究深化了对道歉及其回应的探究,为社交媒体交际的语用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汉语新媒体网络交际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意见消费者特性对社交媒体平台Z世代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Z世代消费者逐渐发展为社交媒体平台消费市场新兴主力军的背景,深入探讨关键意见消费者特性对Z世代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首先基于信任理论提出关键意见消费者的真实性、专业性、责任感三个特性;其次构建了“关键意见消费者特性——信任——Z世代消费者购买意愿”理论模型;最后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09份有效问卷样本进行假设验证。结果表明:关键意见消费者特性、感知信任显著影响Z世代社交媒体平台购买意愿,其中真实性影响最大;感知信任在关键意见消费者特性和Z世代社交媒体平台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这些特性通过影响感知信任来间接影响购买意愿。这不仅为社交媒体营销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还为培养关键意见消费者提供了实践指导。

基于SDN的分布式媒体网络多信道访问控制技术研究

分布式媒体网络常面临因网络流量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信道利用率低的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SDN的分布式媒体网络多信道访问控制技术。由数据收集、安全分析、策略制定和管理模块等内容组成,SDN安全控制器可实现全局网络状态监控和集中安全策略管理。文章采用AHP建立用户信任评估机制,从而量化用户信任度。最后,基于信任度设计多信道访问控制策略,确保其能按需、高效、安全地分配信道资源。实验表明,该技术的平均信道利用率达99.7%,能有效应对网络负载变化和复杂用户行为,应用效果较好。

中国居民社会信任度调查报告

信任是社会团结的润滑剂.建构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现代社会信任体系,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调查中心采用电话调查的方法,在我国36个城市开展了居民社会信任情况调查,主要调查结果如下在职业群体被信任度方面,农民工、教师的被信任度最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被信任度最低.在熟人社会被信任度方面,熟人社会圈群体被信任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单位领导和邻居.在信息来源被信任度方面,居民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较高.在媒体信任方面,超过半数受访者最信任电视新闻报道,另外为新闻网站和报纸新闻;超过半数受访居民更信任中央新闻媒体.居民对网络媒体中的腾讯网的信任度评价最高,央视网次之.在政府信任方面,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整体较高,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

网络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

政治信任是构建执政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政治心理基础。网络新媒体自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媒体对政治信息传播的垄断和控制,影响了公民政治信任。文章基于全国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传统媒体接触的情况下,网络接触负向影响政治信任。结构方程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接触负向影响政府绩效评价和威权主义价值观,正向影响政治效能感,进而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由于政府绩效评价和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度强于政治效能感,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总效应为负。

西北农村青年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基于媒介接触和媒介信任的视角

大众媒介的使用对个人的认知和行为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基于西北4省农村调查发现,对于西北农村青年而言,相对于其他节目,新闻类节目接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总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和信任程度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农村青年总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而新媒介接触强度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程度。因此,相关媒体工作者应该进一步扩大新闻类节目的影响力;政府要利用不同媒介类型提高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兴趣;媒介的管理者要关注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