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Effective Way of Mediation in Civil Litigation,Together with Right of Rescission

There are much discussion on the two effective way,which are separately Signing for receiving and Signature. It is needed to analyze the legal foundation,turn to the foreigner’s experience for guidance and reconstruct the system. Abolishing the effective way of signing for receiving as well as the right of rescission,and making the effective way of mediation in civil litigation perfect will have positive results in exerting the effection of civil mediation in litig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concerned.

国内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若干问题。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调查令申请条件、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调查令跨省适用等若干方面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或改进。关于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需要在“公的性质”基础上,从证据持有人维护司法秩序义务之角度加以审视。调查令的申请条件有必要取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避免制度上的逻辑性矛盾。应当建立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的程序,维护证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应当允许跨省适用,提高律师证据调查收集的效率与实效性。

“技道合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数智技术带来传播生态变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挑战和机遇并存。立足媒介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能动性”与“技术-社会”互动勾连的分析路径,认为“技道合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并与当下的媒介化社会现象呼应,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与国际传播的逻辑诉求,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念。未来的国际传播延续“技道合一”的媒介化治理理念,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这将有助于调和“技”“道”异化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逻辑基础及内在困境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对于自身的实体权益享有救济权利,然现有执行行为异议制度无法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实现有效救济。增设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在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同时,亦会使我国执行救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考察《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规定,发现存在部分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欠缺、异议事由时间节点适用僵化以及长期存在的“执行异议前置”的程序设置争议等问题。故基于我国现有规定,在本土化执行语境之下,就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从争议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审查、异议事由适用时间节点的分类处理及“径行起诉”相较于“执行异议前置”合理性考察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建议。

规制商标恶意维权的反赔制度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商标恶意维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反赔是规制该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商标法》第五次修订草案新增恶意诉讼反赔条款,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反赔请求的前提应由商标恶意诉讼扩张至商标恶意维权。“恶意”的认定应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强调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并结合具体个案中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反赔请求的实现方式包括反诉、另行起诉和在确认不侵权之诉中提出三种路径。反赔责任范围中的商誉损害可通过无形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合理开支应包含制止商标恶意维权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需提高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率以化解反赔请求人举证难、判赔低的问题,减少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率并肯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商标恶意维权行为中的积极意义。

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程序的检视与优化

作为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机制的关键一环,检察监督程序的有序展开和运行对该机制实效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规则层面对该程序的设计较为空泛,具体操作流程亦未得以细化。应以精准监督、协同监督和适度监督的标准指导具体程序的布设与改进,从明确受理条件、拓宽受案范围和健全线索获取机制等角度改进案件受理程序,从强化调查核实权效力、厘清不同监督方式适用界限以及构建诉中监督机制等方面优化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增强监督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质效。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3)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执源治理视阈下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消解理路

司法实践中民事调解自动履行率低、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的现象揭示出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问题,也是诉源治理效果未能有效延伸到执源治理的集中体现。基于民事调解的契约属性,以关系契约、心理契约及智能合约为支点,形构“依约基础—守约中心—履约趋势”契约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消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实现路径:第一,强化当事人自治与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形成客观依约的关系契约的显性消解;第二,采用治疗型调解模式,完善调解信用机制,塑造主动守约的心理契约的隐性消解;第三,嵌入智能合约,实现调解的自主履行与自动执行的履约趋势的技治消解。由此,进一步提出执源治理观,从源头减少执行的案件数量,从根本降低进入执行的案件比例,实现诉源治理与执源治理的协同共进。

谱系与场域:矛盾多元化解空间的生成

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动了矛盾多元化解谱系的形成,在改革的整合性实践中塑造了矛盾化解的独特场域。通过北京市F区涉矿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发现在场域的加持下,人民调解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升级,成功化解了困扰F区多年的涉矿劳资纠纷问题,从而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北京升级版。场域是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关键,场域顺利运行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实质性建设:场域的建立,场域的关系,场域的激活,场域的维护,场域的信赖。矛盾多元化解工作应聚焦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实践,在场域中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升级。

浅谈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置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增加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立法者创设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目的是缓解人们仓促离婚的现象。但目前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困境,比如有些人对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是否应规定诉讼离婚冷静期制度上存在分歧,离婚冷静期制度是否需要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还存有争议。为此,通过分析离婚冷静期制度的价值为视角,论证《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合理性,并通过借鉴国外离婚冷静期制度经验,主张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应区分适用,推进离婚冷静期限内权利义务关系的适时变动,建立辅助的配套制度,以确保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实施。

乡村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实践与反思——基于对云南晓村的调查研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秩序结构、关系向度、思想意识等正在悄然改变。乡村纠纷解决的方式、机制、模式呈现出与之对应的嬗变,人民调解在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田野调查材料,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分析乡村人民调解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及其内在逻辑。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长于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在调解实践中调动、汇聚多方力量及资源,建构出一个调解纠纷的“任务共同体”,形塑了新时代情理法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

商标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基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相关规定

商标领域的恶意诉讼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诉讼对抗另一方当事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应按照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来认定。其规制可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应完善不侵权确认之诉的程序,完善商标权诉前禁令制度,在实践中严格限制原告撤回起诉,加强庭前程序功能,发挥人民检察院在商标恶意诉讼领域中的法律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应确立针对商标恶意诉讼的民事反赔制度,对损害范围的认定应包括有因果关系的可得利益损失,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结合案情判定适当的惩罚性赔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A Discussion about Several Different Aspects under the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and the Swiss Arbitration Law

Ⅰ. The necessity of comparison different arbitration laws The world enters into a new epoch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has already toda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 countries; on the other side, Switzerland is in face of developing a much more mature economy and broadening the economic scope. The economy and trade intercourses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t the same time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will increase correspondingly. So it is significant to compare the arbitration systems between them for promoting the economy and trade connection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China.

美国生物安全信息披露豁免制度研究——以“Civil Beat Law Center诉CDC案”为例

美国在以《自由信息法案》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中,通过衔接《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预防和应对法案》,将生物安全信息披露豁免纳入政府信息披露豁免规则之中。本文基于Civil Beat Law Center诉CDC信息披露豁免案来分析美国生物安全信息披露豁免所涉法律适用、解释原则、运行方式等,试洞见其相关披露制度运行的特点和所存在的问题,以期能有助于国内相关的研究。

关于民事执行调解的理论省思

作为执行实务中普遍存在的试行(促进)和解行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调解迄今没有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认可和规定,只能若隐若现地躲在执行和解的制度框架背后。在当下调解优先甚至调解普适化的环境下,有学者提出,不如明确赋予执行调解的法律地位,摆脱其“做得说不得”“说得写不得”“写得规定不得”的尴尬处境。然而,从执行中并无“纠纷”以及“审执分离”的基点来看,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并无调解权或进行调解的基础,执行调解不宜在法律规定中或者法律文书中予以明确,并且始终应是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与法律适用必须坚守的底线。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传承与超越: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未来发展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宁夏南部山区赵村进入“现代熟人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人民调解不仅是村民纠纷化解的主要机制,也是文明乡风养成的有效路径,还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但人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人民调解性质和功能异化明显,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足,村民参与人民调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未来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本质的定位回归,探索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实现路径,多举措培育村民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同时,对于赵村这类刚刚脱贫的村庄,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也是重中之重,乡村经济有发展,才能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提升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与展开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面临着规范缺位与实践运行失序的现实困境,亟须理论指导与制度因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具有全面维护社会公益的价值目标、检察机关妥当参与的职责担当、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与效率价值追求的规范符合性之正当性基础,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切实履行的必要性需求与客观事实调查、主观量刑激励的可行性支撑,故此,理应在规范层面明确肯定调解的适用。与此同时,为保障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与实施效果,仍需建立调解过程中的法院主导、检察角色的平等性区分、公告与公开程序的强化监督以及事实保障下的调解前置的有效措施。

未成年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行促生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格局,但其刚刚起步,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检察机关诉前获取线索调取证据难,诉前程序作用有限,诉中调解制度适用模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适用不适应,诉后保护救济困难等。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于未成年人保护具有独特价值,须确立蕴含其独立品格的诉讼程序,具体应从诉前、诉中、诉后三个层面予以完善:在诉前,要增设检察机关线索发现渠道并强化调查核实权的内部刚性及重塑诉前程序;在诉中,调解机制的“松紧”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下的新明确;在诉后,确立合适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监督者给予未成年人持续的保护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