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运行安全监管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省S市的调查

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愈发复杂的风险挑战,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在各种叠加、突发风险的冲击下更加凸显。基于对浙江省S市城市安全运行的实地调研,在掌握该市目前的城市管理安全运行体制与功能、基础设施管理、安全生产监管以及其他关联性风险治理的基础上,梳理分析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从体制机制、法律制度、标准建设、宣传教育、社会力量、安全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打造强大的应急体系,建设韧性城市提供理论启示。

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城市更新的策略与走向。借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以北上广深为例,梳理我国特大城市自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的变迁,阐述其规划响应策略。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策略的转向,分析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就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进行解读,随后对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转向进行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超大城市社会基层“绣花治理”探索与创新——以上海市普陀区“靠谱解纷中心”建设为样本

“靠谱解纷中心”是上海市普陀区基层治理领域重要的机制创新。通过街镇层面实体化纠纷化解平台全覆盖,将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力量下沉一线,有力地协同联动条块力量,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实现“群众少跑路、政府多跑腿”,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一线,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积极探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研究——基于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能力,不仅是实现既定管理目标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对于区域内社会动员要素的随时调动、即时整合以及打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本,结合实践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建设路径,即政府统筹协调推进应急法规建设和应急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各主体的应急安全素养,培育形成社会协同应急文化;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在应急状态下有效整合人、财、物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共同参与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体系与技术方法

实时体检评估是城市体检评估的补充和完善,可弥补短时间动态评估的空白,以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为例,将评估工作与超大城市治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构建包括用地结构、交通运行、职住平衡、公共服务等4大维度的实时体检评估体系,按照数据“可获取、可计算、可对比、有结论”的要求,探索“边监测、边评估、边应用”的技术方法。通过数据整合形成“多元渠道+数字支撑”的数据运行保障机制,并形成“评估—结论—运用”的闭环工作体系,构建“共同谋划、动态反馈、成果共享”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超大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发展研究

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在城市发展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面向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数字化转型下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必须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以治理数字化为牵引,充分融合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核心资源和关键环节,集成到统一的治理体系框架和大数据平台之中,以实现多规合一“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和运行管理“一盘棋”的有机融合和协同运作。

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问题探颐

本文分析了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的新形势,梳理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效能提升上所面临的难点与痛点,然后提出了提升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为特大型城市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有益思考。

极端天气下特大型城市“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风险研究

以国内外特大型城市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为指导,分析极端天气下特大型城市外部水资源、能源、粮食压力突出问题,得出极端天气下特大型城市“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风险具有复杂性、安全系统具有脆弱性的特征;极端天气短期内激发了特大型城市资源需求,加剧了资源供应中断的风险,从而影响特大型城市资源安全。指出应通过“硬件”治理(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治理(“点线面”多主体协同治理)两个方面的安全风险韧性治理路径,应对当前极端天气下特大型城市“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风险治理的挑战。

着力提升上海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城市自身创新转型的要求,上海应结合超大城市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坚持系统思维,围绕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抵御超大城市运行风险挑战、保持人民生活安定有序等关键环节,积极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持续深入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创新引领、法治公平、政务高效、投资便利、开放包容、公平审慎的营商环境,探索建立体现国际一流水平、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制度高地。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七个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公告为样本,采用改进后的主题网络提取模型,提炼得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网络中的主题,进而从宏观层面对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基本理念和政策实践逻辑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地,对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理念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在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的治理导向上各有特色,但许多城市也具有共同的治理导向。各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理念基本契合了实现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空间正义的三个政策实践逻辑:“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和“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但对于“个体性”技术逻辑的实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各个主题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主题存在内在联系。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同治理理念之间相互交织、紧密相依。应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秉持系统治理、法治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实现城市的共建、共治和共享,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空间正义视角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探究

当前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存在理念上认知不清晰、程序上主体缺位、内容上不均衡等问题,其实质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中未能有效兼顾和平衡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未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要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成为社会共识、探索儿童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模式、构建普惠型适儿化城市空间载体,将空间正义融入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城市更新助推超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治理策略探讨——以广州市为例

在超特大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构建城市更新治理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策略框架和路径,其次梳理超特大城市更新治理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用地供需不匹配、多源数据不融合、政策配套不完善和治理手段不精细等问题,最后从法治化、智能化、社会化、专业化和标准化5个维度提出完善法规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出台操作规范、推广责任规划师制度、创新产业更新政策、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建立绩效考评体系等精细化治理策略以及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具体对策。

成都市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实践的创新探索

超大城市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巨系统,其结构与功能、系统与要素、矢量与变量日趋复杂而高度集成。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需要规划工作者对超大城市系统化运转、城市和乡村关系特点有深刻把握。四川省成都市顺应人口城镇化、产业规模化、服务便利化、治理现代化趋势,紧扣“按实际划分片区,按片区编制规划,按规划优化布局、配置资源”的方向路径,把县域内地缘相近、交通相连、产业相关、人文相通的若干个镇(村)划为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并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为“牛鼻子”和总抓手,统筹推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四大任务”,对城乡结构与功能、系统与要素等进行深度融合协同,为超大城市乡村地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做出有益尝试。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超大城市网络安全的四维审视与治理策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我国超大城市网络安全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依据,即以系统治理、宽严相济作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衍生黑产的应对之道;以压实责任、全程防控作为整治网络暴力的破局之策;以严格规范、多元共治作为维护公民信息安全的治理之方;以弘扬主流、引正纠偏作为遏制网络负面思潮的止乱之法。推进超大城市网络安全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坚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擘画的壮阔法治图景下,统筹发挥政府依法治网、企业依法办网、人民依法用网的战略合力,为民众支撑和打造一方安全、有序、文明、健康的网络净土。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超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也快速上升,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管理上,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体量大、需求多、差异化等新问题。在现实中,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排名也正被其他城市超越。为了回答超大城市能否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一问题,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进行调查分析,通过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跨年度的统计数据和公众满意度,研究发现:北京市公共服务质量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尚未达到与其城市定位相匹配的高度;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市公共服务质量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北京市城区和郊区的公共服务质量都在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非均等化现象;北京市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发展并不均衡,统计数据显示的公共服务质量与公众评价存在差异。

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价值、挑战与策略

超大城市治理是针对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应用各种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多元主体能动性,在公共事务领域积极协调生存矛盾和利益冲突、促进城市有序高效运行、共同提高城市生活环境品质和社会福祉的过程、方式和机制,包括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超大城市治理既具有城市治理、大都市治理的普遍性,又有其规模特征所决定的特殊性。当下中国超大城市的综合整治与城市更新行动中,各超大城市之间和超大城市内部,对待边缘与中心地区存在着殊为不同的态度、手段和方式,使得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价值理念出现分裂。超大城市空间治理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其中与超大城市自身特征相关的方面包括资源环境的制约性与集约性、系统结构的复杂性与适应性、“超大”的负效应与正效应的并存,功能结果方面存在“正治理”与“反治理”的不确定性,形式方面存在“管理”变“治理”的名与实问题。超大城市的空间治理决策应当在国家战略与国土空间系统中进行,充分考虑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平正义和公共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