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超大城市治理:政治逻辑、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

超大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和关键载体,其治理效果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成效。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的政治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背景是“两个大局”,政治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是人民城市,实践要求是以系统思维统筹现代化过程。在这一逻辑下,超大城市治理通过链接国家与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战略之基,通过经济规模性成为现代化质量变革的动力之源,通过示范引领成为共生发展的突破之窗。面对时代重任,超大城市应加快转变治理方式,分别以党建引领、精细化治理、适应性治理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主体重塑、治理机制重构、治理目标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履行“大国大城”“强国强城”的历史使命。

信息时代新贸易方式变革背景下武汉全国商贸中心振兴路径研究

贸易方式变革与产业革命密不可分。每一轮产业革命,贸易方式变革都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和关键支撑。武汉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内陆的商业贸易重镇,特别是到了晚清,武汉逐步提升为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演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武汉区位优势不再突出、交通物流枢纽地位大幅下降,同时未能把握信息时代新贸易方式变革风口机遇,武汉的贸易中心地位逐步下滑。因此,应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复兴武汉贸易,一是要强化技术创新与贸易的融合以激发新动力,支持跨界、跨地域交流合作,大力培育创新文化,推动商业业态模式创新,打造“人工智能+商业贸易”创新策源地;二是加强信息枢纽的搭建以构建新枢纽,可重点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服务商贸发展;三是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以拓展新疆域,培育数字贸易产业集群,大力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四是加强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争取在数字化产业变革下一阶段的贸易革命、商业革命中争取发展先机。

城市运行安全监管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省S市的调查

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愈发复杂的风险挑战,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在各种叠加、突发风险的冲击下更加凸显。基于对浙江省S市城市安全运行的实地调研,在掌握该市目前的城市管理安全运行体制与功能、基础设施管理、安全生产监管以及其他关联性风险治理的基础上,梳理分析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从体制机制、法律制度、标准建设、宣传教育、社会力量、安全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打造强大的应急体系,建设韧性城市提供理论启示。

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城市更新的策略与走向。借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以北上广深为例,梳理我国特大城市自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的变迁,阐述其规划响应策略。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策略的转向,分析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就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进行解读,随后对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转向进行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超大城市社会基层“绣花治理”探索与创新——以上海市普陀区“靠谱解纷中心”建设为样本

“靠谱解纷中心”是上海市普陀区基层治理领域重要的机制创新。通过街镇层面实体化纠纷化解平台全覆盖,将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力量下沉一线,有力地协同联动条块力量,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实现“群众少跑路、政府多跑腿”,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第一线,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积极探索。

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体系与技术方法

实时体检评估是城市体检评估的补充和完善,可弥补短时间动态评估的空白,以成都市实时体检评估为例,将评估工作与超大城市治理、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构建包括用地结构、交通运行、职住平衡、公共服务等4大维度的实时体检评估体系,按照数据“可获取、可计算、可对比、有结论”的要求,探索“边监测、边评估、边应用”的技术方法。通过数据整合形成“多元渠道+数字支撑”的数据运行保障机制,并形成“评估—结论—运用”的闭环工作体系,构建“共同谋划、动态反馈、成果共享”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研究——基于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能力,不仅是实现既定管理目标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对于区域内社会动员要素的随时调动、即时整合以及打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本,结合实践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建设路径,即政府统筹协调推进应急法规建设和应急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各主体的应急安全素养,培育形成社会协同应急文化;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在应急状态下有效整合人、财、物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共同参与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特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

鉴于特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及其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其造成强烈冲击。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特大城市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严峻挑战。为提高特大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不断提高治理韧性和治理水平。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借鉴新公共治理理论,从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基础、治理方式四个维度构建了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理论和中国城市的实际状况,从公共管理视角提出我国特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改革的路径。

全域数字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研究:以重庆实践探索为例

重庆以数字重庆建设为抓手,以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径为目标,通过全域数字赋能和数字化变革,加快全域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针对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庆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经过全面分析论证,搭建起一体化数字重庆“1361”整体构架,以“1361”整体构架为核心牵引,以“141”基层智治体系为重要抓手,构建起了一套自上而下、覆盖全面、运转高效的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重庆数字治理实践克服了超大城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为数字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超大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发展研究

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在城市发展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面向超大城市高效能治理要求,数字化转型下城市规建管一体化必须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以治理数字化为牵引,充分融合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核心资源和关键环节,集成到统一的治理体系框架和大数据平台之中,以实现多规合一“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和运行管理“一盘棋”的有机融合和协同运作。

降本增效: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路向--基于对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的系统考察

近年来,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逐渐形成以热线平台整合海量诉求、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以解决诉求提升治理实效的超大城市现代治理模式。进一步全面深化城市基层治理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周期困境和路径依赖,为基层治理减负赋能,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为城市治理系统建模,找到“降低治理成本”这个关键杠杆,并从治理体量、治理单元、治理机制、治理格局四个子系统中优化调节要素变量,促进城市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操作层面,可从分类疏解海量诉求、提升街乡治理内力、突破体制机制藩篱、打造治理大格局四方面入手,促进城市基层治理降本提质增效三位一体、同向发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治理效能。

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问题探颐

本文分析了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的新形势,梳理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效能提升上所面临的难点与痛点,然后提出了提升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为特大型城市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有益思考。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超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也快速上升,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管理上,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体量大、需求多、差异化等新问题。在现实中,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排名也正被其他城市超越。为了回答超大城市能否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一问题,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进行调查分析,通过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跨年度的统计数据和公众满意度,研究发现:北京市公共服务质量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尚未达到与其城市定位相匹配的高度;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市公共服务质量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北京市城区和郊区的公共服务质量都在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非均等化现象;北京市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发展并不均衡,统计数据显示的公共服务质量与公众评价存在差异。

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差异与提升对策研究——以北上广深四城(2005-2015)为例

本文基于对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理论内涵的前期研究结果,从受压力、支撑力、调控力这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基于2005-2015年间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分析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的发展规律和结构特点。本文发现,超大城市公共服务的支撑力相近,但受压力和调控力差距较大,承载力的相对水平、内部结构和变化趋势各不相同;承载能力虽然受到人口与经济增长等受压力的一定影响,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支撑力和调控力的水平,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以及城市治理的水平。因此,在城市问题的治理中,应更重视通过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以改善和解决各类城市发展问题,而非片面强调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刚性控制。

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价值、挑战与策略

超大城市治理是针对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应用各种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多元主体能动性,在公共事务领域积极协调生存矛盾和利益冲突、促进城市有序高效运行、共同提高城市生活环境品质和社会福祉的过程、方式和机制,包括空间治理和社会治理。超大城市治理既具有城市治理、大都市治理的普遍性,又有其规模特征所决定的特殊性。当下中国超大城市的综合整治与城市更新行动中,各超大城市之间和超大城市内部,对待边缘与中心地区存在着殊为不同的态度、手段和方式,使得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价值理念出现分裂。超大城市空间治理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其中与超大城市自身特征相关的方面包括资源环境的制约性与集约性、系统结构的复杂性与适应性、“超大”的负效应与正效应的并存,功能结果方面存在“正治理”与“反治理”的不确定性,形式方面存在“管理”变“治理”的名与实问题。超大城市的空间治理决策应当在国家战略与国土空间系统中进行,充分考虑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公平正义和公共效率。

多核心城市网络研究进展及对上海大都市圈的思考借鉴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多中心结构已成为区域发展主要特征。本文分析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网络新背景,回顾和梳理了巨型城市区多核心城市网络新形态和网络化模式;在总结发达国家巨型城市区规划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上海大都市圈从巨型城市发展和巨型城市区建设两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特大城市火灾的社会特征及治理研究——以上海为例

城市火灾发生及危害程度在社会层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海为例。首先,受灾人口特征差异性显著。其次,上海第三产业火灾比例高于第一、二产业,私有经济为主的非公有经济单位火灾发生比较集中。再次,火灾发生区域差异性显著。可见,当前城市内火灾社会特征的差异性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减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因此,未来对火灾的治理策略,不应只是针对灾害预测、控制和救援科技上,应对火灾的社会特征给予正确认识并纳入制度改造的考量,而对易受灾社会群体、受灾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才是改善我国城市火灾治理效能之道。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平战结合”的概念模型及其机制研究

为了提高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水平,促进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平战状态的有效转化,加快构建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平战结合”机制势在必行。基于我国当前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场景,在对全周期管理、危机管理、国防动员等相关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经验,构建了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平战结合”总体概念模型。依据上述概念模型设计出“平战结合”机制,主要包括构成要素、运行机制、转换程序和制度保障四个主要构成部分,为“平战结合”在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应用提供概念性阐释和应用指导,以期为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深入研究以及未来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