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璧德到梅光迪——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一

“跨语际实践”包括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时的复杂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新意涵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译介者本人的能动性。梅光迪追求的“真理”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但无法直接画等号。白璧德努力将新人文主义与宗教相区别,而梅光迪却径往“儒教”形态跃进。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二人面临不同的世界和困境,即白璧德着眼于世界文化,而梅光迪注重中国文化。作为学衡派舵手,梅光迪虽受惠于新人文主义,并借由“人文精神”横跨中西,使其理论具备“现代”和“国际”性质,但却蕴藏了超越新人文主义的潜能,沿着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这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思想,也极富启发性意义。

近代中国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创立与人文理想考识——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为中心(1922-1924)

上世纪20年代初,梅光迪、吴宓等留美学人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了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以传授纯正西洋古典文学为职志,并倡导新人文主义理想,不仅深受学生欢迎,符合当时学术界对外国文学的知识需求,而且在客观上也终结了由京师大学堂开启的重语言而轻文学的近代中国大学的外语教育模式。不幸的是,由于主政者在人事方面缺乏必要的克制与沟通,在学科方面又刻意拔高一方而压制另一方,物极必反,从而激化了东大内部的派系斗争,使西洋文学系的创办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式"的变革。其中英语系以张谔为首的语言派势力虽然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但对于建立科学规范的外语科系设置无疑又起到了一种相反相成的作用。

从挚友到对手——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胡适与梅光迪留美期间有关白话是否可以入诗的争论以及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如今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一直限于私人书信往来层次,属于文人正常的日常交往活动。利用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等材料,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行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有别于正统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有助于丰富对五四文学革命孕育和发生过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胡适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

全球语境中文化诠释的歧异——从梅光迪、胡适往来书信看“胡梅之争”

文学革命初期的"胡梅之争"表面上看是胡、梅二人不同文艺观念和文字改革认识的论争,其实,他们内在的出发点是探寻世界文化接触后,中国文化如何顺应世界大势,中国文化存在的地位、角色、紧迫性与必要性的问题。由于语境的错位、教育、个性心理、行动的倾向性等原因,二人文化诠释出现歧异,其根源在于各自对中、西文化的功能、作用、发展前途的认识差异。从本质上看,"胡梅之争"是古典主义与实验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的反映。

论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文学革命争论

胡适1917年1月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从"八事"入手来改良中国文学。这"八事"并不是胡适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在他和朋友们反复的讨论切磋中逐渐形成的。讨论的时间集中在1915年夏至1916年,参与或见证了这场讨论的人员主要有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唐钺、朱经农、陈衡哲。他们和胡适的关系亲疏不一,对于胡适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观,也持不同态度。

梅光迪对卡莱尔思想的解读阐释

作为一个文学—文化现代批评家,梅光迪借重的批评语言资源明显不同于晚清批评家的所在,就是他的跨文化经验。这种经验不仅来自于文本阅读,而且也来自于直接的异域教育经验。但梅光迪并没有在他的批评实践中过于放大他的异域教育经验,而是更多强调前者,即对于文本阅读的高度关注及细读分析。这种文本细读并不拘泥于个别,而是在一种富有传统和整体性的连续性语境中展开并得以完成。

世界语境下文化的选择与分野——论胡适与梅光迪之分合

本文通过胡适与梅光迪交往的史料梳理,探讨与新文化阵营论争中"学衡"派产生的历史渊源。旨意是还原一些历史真相,并说明,这场论争在胡适看来其实早已开始并结束。这场论争从一定程度说,是在全球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建设与发展不同观念和价值追求的体现,只是"学衡"派的文化理想最终并没有构成现代文化实践的主流。

梅文鼎书信中的“秦二南”考

分析梅文鼎的文集《绩学堂诗文钞》(1757)中两封写给秦二南的信,研究信中提到的天文历算问题及著作、天算家和梅氏的社交学术圈.提出秦二南有可能就是学者秦道然,对此进行初步考证,并重点讨论官员李光地和天算家杨作枚与梅、秦的关系,揭示有关的学术背景.

论中国现代“文学概论”教材史的“梅光迪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学科与教材的建构始于晚清政府的大学改革,经历了“文学研究法”这一准学科形态的初步实践后,在新旧文化与新旧知识分子的碰撞中于20世纪20年代伊始奠定了学科基础,其标志性代表与成果是梅光迪1920年夏在南京暑期班所作的“文学概论”课程讲演。该讲演不但在时间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概论”课程与教材探索的一时之先,而且除了个别属于专论的章节设置与带有时代局限的文学立场外,它在论域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上都极有法度,体系俨然,堪称一时之范,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概论”课程与教材历史的真正开端的象征性文本。

梅光迪四题——兼论梅光迪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新史料开启的未来

梅光迪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他的研究一直未能形成规模。梅光迪相关的著作、思想、研究情况及新史料的呈现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其诸多层面的研究,特别是"梅光迪的家世"首次公开了梅光迪的世系和家族情况,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梅光迪及其思想构成提供了原始素材。这些文献、资料不仅为梅光迪研究注入了新的素材,也为以梅光迪研究为重点的学衡派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

论梅光迪以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

由于近代社会环境以及文学发展的实况,梅光迪的文艺思想常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诚然,梅光迪确是以倡导传统文化为核心展开学术实践的,但其学术实践的核心是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纵观梅光迪参与新文化运动相关论争的关键节点与典型事件,结合其学术思想的构成要素,可见他无论是与胡适论战强调传统文化价值,还是参与创办《学衡》杂志建立传统资源发声的舆论阵地,都体现了他以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核心的文艺思想。这种文艺思想体现了梅光迪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切认同,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相关理论的借鉴和对中西融合的方法探索。

从《文学评论之原理》的译介实践看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兼论梅光迪的文论贡献

将英国学者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一书完整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梅光迪,他也是正式将这部著作内容引入中国现代高校文学教育的第一人,最初此书的主要内容作为梅光迪在南高师暑期学校里教授课程的讲义,后在其支持下由学生译出全文。汉译本《文学评论之原理》不仅保留了原著中20世纪前后西方文论建设的诸多成果,而且在具体译介过程中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例子置换。此书在译介、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应引起学界更为深入的关注,因为这不仅是考察梅光迪文论贡献与文化价值的重要角度,同时也是理解当时中国文论教材建设主要特点及文论知识建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梅光迪文学思想探究

梅光迪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在20世纪,由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当时的环境,梅光迪的文学思想一直被世人忽视和埋没。梅光迪秉承家风,放眼世界,实现了中西文学的融合。回国后,他在与胡适的争论过程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学思想日臻形成和完善。研究梅光迪的文学思想,有助于文学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建立多元的文化视角,实现文学思想的中西融合。文章主要从大量的史料和重要的论文来分析梅光迪文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梅光迪的“新文化运动”兼及学衡派的学术特质

作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梅光迪的学术活动折射出学衡派中的个体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独特贡献的事实,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的价值回归,又是彰显新文化运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重要体现。因此,重识梅光迪,不仅是丰富个体化经验与体验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面相,更是进一步推进新文化运动研究走向深入和多元的途径。

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就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而言,从晚清到五四,有两条知识人的脉络,一条是从戊戌的康梁到五四"新青年"的浪漫派文人,另一条是从曾国藩、张之洞到学衡派的理学知识人。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在五四时期,启蒙派知识人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人固守于学院的"新庙堂"。但在学衡派内部,与陈寅恪、柳诒徵等学院知识人不同,吴宓、梅光迪更想成为影响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与胡适、陈独秀在公共空间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对时代与空间的双重误判,最终脱逃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吴宓、梅光迪在行为与观念之间的背离与错位,又伤害了新古典主义者的人格形象。